Painting touches 

(原文刊於 《Bazaar Art Hong Kong》 2017年 9號)

美國藝術史學家 James Elkins 在《Pictures and Tears: A History of People Who Have Cried in Front of Paintings》一書中,研究繪畫為何觸動人心,甚至令人流淚。他說:「若用心觀看,畫會不斷展現畫家創作時傾注的意識及情感。這種不能筆墨的情感可以覺醒觀者的意識,改變思考的溫度,甚至觸動人心令人落淚。」三位香港畫家被繪畫觸動,亦以畫打開觀者的心門。

 

等待(診所),黎清研,2013, oil on canvas, 85 x 70 cm

 

黎清妍:「我的畫是描繪人進入意識到自己的一刻。」

黎清妍(Firenze Lai)形容繪畫是一道門,一道直達一種人所共有的感知之門。「小時候繪畫就是用顏色的衝擊, 那是很物理性。人漸大,就進入專注畫一種『人的東西』,我相信那是具有普遍性。每個人也有其獨特之處。但我相信各人背後都有種相同的東西。這個人皆相同的東西就像一所房間,那房間是個抽象的東西,我的畫就像在找尋打開那房間的鑰匙。」她的畫大部份都有人,她的人都有種奇特的比例,也彷彿處於一種失神、恍惚的狀態,似是孤獨卻若有所想,於是很多人形容黎清妍的畫描繪人的內心世界。但能觸動人心的都不只於個人情感的描繪,黎清妍的畫既是人的內心,那是一個人所共有的柔軟點,在那裡人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各樣狀態,無論是快樂與哀傷。這種狀態就是她所指『人的東西』的房間,因此,她繪畫的內容是廣闊及具普遍性的。

大抵我們都有著相似的經驗:在擠迫的地鐵車廂中,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免避跟身旁陌生乘客發生身體接觸;走在有不同顏色及圖案設計的地面,嘗試只走在相同的圖案上。這些人與空間的單純結合,人在其中因為跟其他事物的觸碰而意識到自己的存在,都是黎清妍喜歡留意的。她喜歡畫人「我的畫都是描繪人進入那個房間的觸發點。」尤其是當人在非常自覺的狀態。「我常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看到人翹腳,兩重、三重地翹,看來很緊張,但緊張正正是非常覺醒個人存在的狀態。」她畫中的人都是極具份量,似乎確實的存在,一種看見自己的視點,所以畫中的人都有跟頭部不合比例的大腳,有的是背面,也有帶著狀態模糊的表情,看來似乎沉重。黎清妍說能夠直視自己的各種狀態,無論是快樂與哀傷,都是一種救贖。

在今屆威尼斯雙年展的主場展覽中,黎清妍是參展藝術家之一,她的畫作被放在 Pavilion of Joys and Fears 中展出。「每一個快樂在我身上,就會在隱隱地想到它第一層的時間性,快樂總有哀傷陪隨。」對畫家來說,每種情緒狀態不論好壞也會過去。她在意的是每個觸碰點,無論是情緒間轉變或者會身體與其他人事的物理觸碰點,她都想用畫筆記下來,於是她畫中有很多赤腳的人,以腳去切實地感受環境。「最不被為意是自己重量,我永遠都沒有辦法感受到自己有多重。我可以抱起別人而感受對方重量,但我無法抱起自己。然後我用雙腳跟這世界接觸,每一步,每一個觸碰點對在我也非常感動。」赤腳走路,地面的沙石會令雙腳不適,情緒的起伏也會讓人不自在,太舒適的狀態不易被察覺。談到舒適,黎清妍談到她在讀 Bruno Munari 的《Seeking Comfort In An Uncomfortable Chair》,椅子設計不舒適大抵都是因為跟身體有不尋常的觸碰,而她的畫大抵就是在不舒適中找尋舒適,一種令人醒覺的觸碰。「每一次快樂、哀傷都會提醒自己這是有時間性,每種感覺都會完。最大的掙扎如何將每種情緒之間的觸碰時間延長。我需要這些小安慰,將那個痛苦在某一點暫停。」這個中間延長,對黎清妍來說是最能夠意識都自己存在的時刻,也是一種救贖。「繪畫好辛苦,但我好享受。在工作室中不停地畫,那種專注狀態非常MEDITATIVE。不知道畫畫對我來就是甚麼,但我在畫裡面。」

 

The End(s) of the Affair(s), (a set of 33), Ho Sin Tung, 2015, Acrylic and colourpencil on wood, size variable.

何倩彤:「鉛筆及木顏色跟我心狀態比較似。」

 愛閱讀、愛看電影,何倩彤的畫大都由小說文本,或是電影情節觸動而來。她畫作的風格跟她對文學的喜好,有著奇異的連繫。「我喜愛老實的書,不一定是作者有高潔的德行,或者受高度尊敬的作家。反而是那些血淋淋赤裸裸去道出事情,坦白地說故事最能打動我。」她口中老實的書,都不是一般的平淡甜美。卡爾維諾書中的不存在及不完美;大江健三郎筆下的存在苦難;卡繆談人存在的荒謬,就是她所指的坦白地說故事。〈三三不盡的情事〉是何倩彤坦白地以畫去談離別。格雷厄姆・格林的《愛情的盡頭》是一個感情離散的故事,退去文字,何倩彤用了三十三幅畫重繪格林的小說,是三十三個不同版本的書封。「那是一本有關一段感情失效離散的小說。我覺得那是很抽象的事情。用不同的設計、圖像及顏色,來呈現『分手』,『離別』與『遺憾』是怎樣的一回事。我重畫時把文字隱去,那就成了三十三張有關離別的圖畫。」

何倩彤覺得文字會有失效的時候,於是棄掉文字剩下圖案。她的畫總有種站在遠處的冷靜。在重繪小說中的情節、別人的故事時,也有自身經歷的投射,只是感情都埋在裡頭,沒有激盪迴腸。「所有關於文本的作品,都是非常感性及個人,因為涉及其他人,當中的『澎湃』沒有亦不能赤裸地說出來。」她在展覽〈日頭彌留〉中的藝術家自述中,何倩彤這樣寫道:「想見一個人,但那人已經不在。不論是死別還是生離,都日復一日地遙遠非常。今次繪畫的對象,有早逝的演員,有書本裡死去的人,有天災戰患裡罹難的眾人。曾經他們或者成為容器,承載過切身的喪失經驗,但今天他們不但替我命名那些不能宣之於口的名字,他們自己也成為哀悼本身。」借書中之名字,哀悼不能宣之於口的名字。作品中還有一封被粉碎了的情信,碎至沒有一個完整的字,把個人的經歷用文字淡化至最淡。就像馮內果的《第五號屠宰場》中的主角般,面對各種死亡都以一句「事情就是這樣」(So it goes)來回應,何倩彤在也有一張名為〈So It Goes〉的畫。表面淡然,卻不抽離,她一直在畫內。

也許最深刻的從來都不能輕言,唯有借別人的故事似有而無地細緻描畫。「其實我無辦法繪畫情緒表達式的作品,事情過了很久的才能動筆。有些畫家可以快速地畫去回應情緒,但我不懂這樣做。我作畫的速度很慢,因此愛『雕花』,用最細的筆去慢畫,這樣我一定趕不上情緒,只有積下來情感才出現在作品,或許因此我的畫感予人冷靜的感覺。」

 

我們的耳朵在哪裡,鄭婷婷,2017, 油畫布本,120 x 150 cm

鄭婷婷:「我喜歡畫是因為它被動,安靜地在展場被展視。」

 鄭婷婷總站在一個安靜的角度去觀察生活,然後用畫把所見記錄下來。「我想透過繪畫去記錄生活上的觸動,那些觸動不是感觸,是那刻能夠移動你情緒或感覺的事情,我想捕捉那刻移動。」2013 年於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畢業,做過半年全職工作後,都是過著兼職及創作生活,鄭婷婷取笑自己處於無生產狀態,因此她愛觀察其他無生產者的活動。「無生產性的感覺經常觸動我。如主婦、老人家又或者退休人士。他們如何消磨時間,如何讓時間進入一個磨蝕的系統。我畢業後有一段時間我喜愛看公園中的老人家,公園內有設施,他們在擰動身體腰姿,其實動作幅度很細微,不能稱為運動,只不稍微活動身體,這樣大半日便過去,時間對於他們來說是剩餘。」

她也看觀察細微的動作。她兼職教小朋友繪畫美術,學生中有小至兩歲的。他們那雙小手經常成為鄭婷婷眈眈的對象。「因為我很喜愛時間性,就是慢慢將時間消磨在一些摺紙、撕紙等為課堂準備的功夫。準備時會留意自己雙手,亦會想小朋友會否做到呢?因為他們的手很細小,手指粗粗胖胖的,他們可能不能捉緊物件,很簡單的動作如畫直線、撕紙等也未必做到,做到也速度也很慢。動作放慢時就會發現那些時間性,這個我很愛看。」在剛過去K11 Art Foundation 的〈參差〉個展中,好幾幅的作品都是從成年人俯視的角度,描繪學生上課時的情況,畫中的小手都是不合比例地肥大,好像畫家下筆時把所有的注視也放在小手上。

鄭婷婷在觀察旁人時,也在凝視時間流動。當時間在人的活動中被拉張、拖慢,沒有被打擾,時間一分一秒在慢慢流動。這種時間慢流讓她最感興趣,她的〈關於沙點的調查(上午五時)〉和〈關於沙點的調查(下午五時)〉就是以畫記錄時間。「畫就是生活中的一個儲存點,用電腦工作時也要不斷儲存。畫就是生活流動中的一個儲存點。」

Documenta as manifestation of humanity 

Martha Minujín, The Parthenon of Books©Roman Maerz 008

(原文刊於《Bazaar Art Hong Kong》 2017年9月號)

阿根廷藝術家 Marta Minujin 在今屆卡塞爾文獻展的德國部份,以書複製了希臘巴特農神殿。這座豎立在卡塞爾市中心Friedrichsplatz 的 〈Parthenon of Books 〉,以十萬本從世界不同地方徵集而來的禁書組成。第二大戰前,納粹德軍曾在 Friedricsplatz燒毀當時的禁書,Minujin籍藝術對歷來在寫作及表達自由上的各種審查及打壓,作出控訴及反思。〈Parthenon of Books 〉成為今屆卡塞爾文獻展的標誌。

承載歷史文化

從〈Parthenon of Books〉可以聯想到,這個每五年一度在德國卡塞爾舉行的藝術展覽的性質,大抵跟社會、政治及歷史是密不可分。德國藝術家 Arnold Bode 在 1955 年創辦了第一屆的卡塞爾文獻展。卡塞爾是 Bode 的出生地,這個位於德國西北部的城市,傳聞曾是納粹德國製造武器的地方,在二戰後幾乎被移為平地。戰後十年在卡塞爾舉行的第一次文獻展,彷彿一座歷史紀念碑,展視並紀念著不同力量之間的角力 - 摧毀與重建;中斷與延續;自由與獨裁;大戰與冷戰。經歷大戰後在五、六十年代首幾屆的文獻展中,焦點在都重建戰後德國在經濟及社會以外的文化渴求。展出在納粹時期被認為「頹廢藝術」(Degenerate art)的現代藝術大師。畢加索、亨利摩爾、恩斯特威廉等作品都曾在文獻展中展出。

傳統美學的挑戰

直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的紛圍開始轉變。歐美各國的經濟及社會從二戰後恢復過來。科技的進步,錄像及攝影技術開始為藝術家採用,新舊創作媒介匯合。歐洲及美國在七十年代正經歷不同藝術革命:普普藝術、觀念藝術、Fluxus 運動、行為藝術、大地藝術,種種改變令藝術更緊接環境、政治及社會,卡塞爾文獻展亦跟上這種歐美大氣候。在1977 年第六屆的文獻展中,美國觀念藝術家 Walter de Maria 在石油公司的贊助下,創作了 〈The Vertical Earth Kilometer〉。他利用了油公司的鑽探技術,在 Friedrichsplatz 地面垂直鑽了一公里深,然後以黃銅注滿,地面上只看見如港幣五顆大小的圓形。De Walter 的作品存在卻看不見,挑戰了當時觀賞藝術的經驗與感受,也象徵人類以昂貴的黃銅補償消耗掉地球的珍貴資源。同屆還有維也納前衛建築團隊 Haus-Racker-Co 的〈Frame Construction〉,作品的兩個正方框具引導視覺的作用,令觀眾聚焦正方型中。有說作品的方向正是納粹德軍的武器工廠舊址。觀眾更能走進正方型中,觀賞與被觀賞在𣊬間轉換了角色。這兩件作品正好代表在七十年代翻天覆地的世界格局中,卡塞爾文獻展回應了政治、社會、甚至傳統美學上的挑戰與變格。而它們更成為文獻展的永久收藏,是卡塞爾市中心的地標。

The Vertical Earth Kilometer, Walter De Maria, 1977

與時代格局接軌

卡塞爾文獻展似是一部連載歷史,尤其是針對歐美地區。八十年代東歐變天、中東形勢變動、美國與阿拉伯國家的微妙關係等,令文獻展成為全球話題對話的場域,亦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次相遇。德國藝術家Gerhard Richter的〈Atlas〉於 1997 年的文獻展中展出,Richter 收集了四千多幅照片、插圖及繪畫等,以個人及集體記憶做成紀念碑式的創作,是一場與自己的創作、及冷戰之後歐洲歷史的對話。在上一屆的文獻展中,波蘭裔藝術家Goshka Macuga 展出了兩幅大型的黑白壁毯,第一幅描繪了一群阿富汗及西方人聚集在達魯爾阿曼宮前。達魯爾阿曼宮距離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十六公里。2012年塔利班聲稱將炸毀該宮殿,同年正是文獻展舉行的年份。另一張是參觀展覽人士與示威者聚集在卡塞爾Orangerie花園內,那裡是文獻展的場地之一。Macuga的兩幅作品描繪了西方與中東國家那種千絲萬縷的關連,而藝術在其中變成批判及警世箴言。

打破地域界限

來到2017年本屆的卡塞文獻展,回顧過去數年,財困令希臘跟跟歐洲各國的關係更複離,加上難民問題,令國界、邊境這些概念越來越模糊。策展人 Adam Szymczyk 在世界格局牽一髮動全身的狀態下,思考如個突破十三屆以來空間範圍的限制,將文獻展帶出卡塞爾的地域界限。於是今屆卡塞爾史無前例地分別於雅典及卡塞爾舉行。Szymczyk 提到歐盟國家為希臘的經濟困局伸出援手,卻令希臘失去某些管轄區的主權。而2015年在實施資金管制措施後,令希臘人在生活中失去部份自由。將文獻展放在兩個有著微妙及各種利益瓜割的地方舉行,揭示了文獻展詭局的本質。

對民主的質問

Marta Minujin以禁書複製了〈Parthenon of Books 〉,回應了納粹燒書的歷史,也隱隱地帶出以歐洲為中心的思想下,是另一種自由被壓抑著的狀態。主場館 Fridericianum 中,展出由雅典國家美術館(EMST)借出的藏品。Fridericianum 是文獻展的出生地,也是歐洲第一座公共博物館,在這裡展出 EMST 的藏品,帶有「分享」、「借」及希臘東正教中「禮物」之意,債主與借貸人身份,在藝術場域中對調了。在展出的藏品中,有不少呼應著這種對倒或錯置的概念。奧地利藝術家Oliver Ressler 的 〈What is democracy?〉是一組的錄像作品。Ressler 訪問了來自阿姆斯特丹、紐約、台北、莫斯科、柏林、華沙等十五個城市的政治評論員及社會運動人士,問著同一個問題: 「What is democracy?」Ressler 籍此帶出民主的概念,於不同的情況下有不同的解讀,會出現錯置、失效甚至意義顛倒的情況。

憑作品寄意

難民是歐洲近年無可避免,也是最敏感的議題。在 Doumenta Halle 的正中,展視著墨西哥藝術家Guillermo Galindo,用於希臘沿岸撿來的難民船殘骸造成的裝置〈Fluchtzieleuropahavarieschallkörper 2017〉 。細心觀看,裝置中有些發聲的部份,在卡塞爾展覽中開幕酒會中,Galindo 便它們當成樂器為來賓演出。以難民船殘骸為歐洲五年一度的藝術盛事作開幕演奏,當中喻意深遠。 Neue Galarie 是卡塞爾市的國家美術館,裡頭有一個 Joseph Beuys 的專屬展區,Beuys 是文獻展中的常客,市內隨處也是他1982 年的作品 〈7000 Oaks〉,就是七千棵橡樹。在專屬展區旁邊放有波蘭藝術家Piotr Uklański 的作品 〈Real Nazis〉,Uklański將納粹黨成員的照像,以 hall of fame 名人榜的形式排列出來,在最底一行其中一張便是 Joseph Beuys。Beuys 曾經是希特拉青年軍的成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參戰。Beuys 的專屬區與 〈Real Nazis〉形成了吊詭的並置。

整個Documenta 的歷史彷彿一場叩問:假如沒有藝術創作的具體化下,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會剩下甚麼?

Piotr Uklański, Real Nazis, 2017, chromogenic prints and text plate, installation view, Neue Galeri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Nils Klinger

 

 

 

 

 

(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 年 8 月 15 日)

在柏林的最後兩天,本想去參觀Le Corbusier的Unité d’Habitation,但朋友嚷著要到 Esther Schipper 畫廊看的藝術演出,說那天是最後一場。沒有甚麼準備,也不知道要去看甚麼的表演,就這樣我跟 Ari Benjamin Meyers及 Ayumi Paul 合作的 〈Solo for Ayumi〉遇上。

Meyers 來自美國定居柏林的音樂家與作曲家。Paul 是出生於德國日本裔小提琴家,二人是多年朋友。Paul 經常寫信給 Meyers 訴說成長中、生活甚至是創作上的故事。她如何考入柏林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在柏林愛上一名男子,然後分開,七年後重遇對方已經結婚了;每次演出前都非常緊張,緊張至想暴烈地把身上華麗的演出服飾撕破;在西班牙禪修之旅遇上一對夫婦,後來對方成為她音樂旅途上的天使。

「Dear Ari, In 7th grade I almost stopped going to school entirely.  I was mostly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Dear Ari, The first man I fell in love with after arriving Berlin his name Michael, a dance who had just defected from his ballet…」

Meyers 將這些其中的十二封信譜成樂曲, Paul 挑出十二件私人物件:小童鞋子、鎖匙、學生證、演出服飾等,跟樂曲配對並在畫廊中展出。期間 Paul 更會在現場親身演奏這十二段關於自己的樂章。我事前並不個知道演出的背景故事,走入畫廊中聽到動人的小提琴聲,就這樣被吸引去看展覽。Meyers 做了不少音樂及藝術跨界的項目,嘗試以不同的形式打破音樂的界限,讓觀眾能看到音樂的結構性,閱讀當中的故事。至於Paul 除了是傳統小提演奏外,也做過不少觀念性的創作,以音樂去展現「寬恕」、「光」及跟空間的故事。

本來只是二人的通信,Meyers用音樂把文字內容變成璇律故事。Ayumi 的個人故事也籍著她的現場表演,觸動前來參觀的公眾。〈Solo for Ayumi〉打破既有的概念,讓音樂走出演奏廳,從聽覺轉換到視覺而被看見了。Meyers 曾經說過他來自演奏廳、歌劇院,在藝術界白匣子中感到無比自由。限界被除,於是來自不同背景的觀眾,在視覺及聽覺上均被觸動著。

The Boat is Leaking. The Captain Lied – Thomas Demand

(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年8月1日)

如何分辨出謊言?當虛構如此真實,而現實又那麼令人難以置信。

展覽「The Boat is Leaking. The Captain Lied.」正於意大利威尼斯的Prada Foundation中舉行。電影製作人Alexander Kluge、舞台設計師Anna Viebrock及藝術家Thomas Demand,三人的作品形成了一個關於歷史、私密、工業化及幻覺的迷樣空間。定居洛杉磯德國裔的Thomas Demand,他的攝影作品<後園>(The Backyard),記錄了種有櫻花的後園,園中有雜物及常用的燈飾。照片彷彿記錄美國尋常家庭後園的模樣。

以為照片是記錄真相,Demand的作品卻是déjà vu。

<後園>是以咭紙造成的模型,Demand的藝術都是幻覺的展示。立體三維的物件,都是真實或者是最接近真實吧。平面的照片只記錄一剎,沒有具體的前文後理,很難判是孰真孰假。Demand找來現成的圖片,以3D打印技術造成紙模型,再以攝影記錄,最後把模型毀掉。有圖不是有真相,實相也不單是立體便能呈現。吊詭的是Demand用最便宜及脆弱的物資 — 去重塑真相。

<控制室>(Control Room)是Demand於2011年的作品,他重塑並以攝影記錄了311大地震後,日本福島一號核電廠的控制室。Demand發現近年最重要的照片均非出自攝影記者鏡頭下,反而是涉及事件中的人,也許是受害人吧。在<控制室>中,仔細如天花因地震破壞的情況也看到,作品參照的正是一張由留守核電廠職員所拍的照片。天花板是一重象徵,是較接近災難真相的投射,報章或許不會以文字來描寫,沒有到過現場的人也想像不到這些細節。有人說Demand是用紙來建構歷史,當中蘊含喻意,但他本人卻指創作的初衷遠不止要指涉歷史、真相及虛幻等概念。Demand要突顯所謂的現實幾乎以光速在變化,以照片去紀錄所謂的一刻真相,到下一刻真相可能已經走樣。

在一個真相會走樣的年代,船長並沒有說謊,這一刻大家仍可以在享受航程,歌舞昇平。但下一刻,船已觸礁入水了。

The existence of the non-existence – Emily Jacir

 

 

(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 年 7 月18 日)

Emily Jacir 的藝術關注那些被消失、被遺忘的事情。

美籍巴勒斯坦裔藝術家 Emily Jacir ,把故鄉被消失的故事通過藝術呈現出來。關於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都以「衝突」概括,衝突中包含家庭、土地、歷史及各式各樣的突然消失。於2012年上一屆的卡塞爾文獻展,Jacir 將六千本藏於耶路撒冷國家猶太圖書館中,被標籤為「棄置財物」(Abandoned Property) 的書,做成作品 ex libris。這六千本書原屬於巴勒斯坦圖書館、學校、機構甚至是個人,後來被以色列據為已有並聲稱這都是被拋棄的書。

ex libris 是藏書票,前人愛在書內的首頁,寫或刻上自己的名字,以示擁有該書之意。Jacir 將這六千本被迫遺棄的書以攝影記錄下來,然後造成裝置藝術,更將當中的藏書票內容,翻譯成英語及德語在卡塞爾市中心不同地方展示。

This book belongs to its owner Fathallah Saad. He bought it with his own money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1892

To a dear friend and great research historian Omar Effendi Barghouti. A gift of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from the author Aref il Aref

擁有權都被消失,就像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卻過著難民一樣的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難民。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地區設圍牆,說是為了國土安全。這些圍牆把原本屬於巴勒斯坦的土地也分隔開起,更荒謬的是有大學、私人居所、醫院等被圍牆一分為二,於是在課室與課室、病房與病房、客廳與飯廳之間,也設有檢查站而經過的人要出示證件。自己擁有的就此被消失了。

想起了卡爾維諾的小說《不存在的武士》,書中的武士沒有實體身驅,只有盔甲一具。「不存在」並非看不見,只是「不存在」在奮力與「存在」抵抗時,往往因為無知、貧窮及習以為常,「不存在」於是落入無窮空洞中。

 

I had nowhere to go – Jonas Mekas

Adolfas Mekas, Jonas Mekas with Friends (Algirdas Landsbergis, Leonas Letas), Kassel/Mattenberg D.P. Camp (1948), gelatin silver print, 55.9 × 43.2 cm

(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年7月4日)

Jonas Mekas 在他的日記《I Had Nowhere To Go》中說了一個童話故事。故事關於一名男子,他不知道面前的路通往何方?而在路的盡頭會見到甚麼?

終於他到了路的盡頭發現「有一堆,一小堆兔糞便在路的盡頭。在回程的路上,人們總問他:『這路通往那裡?』他總會回答:『無處,這路通往無處。而在盡頭甚麼也沒有,只是一堆兔糞便。』他這樣回答他們,但沒有人相信他。待續……」

美國前衛電影教父 Jonas Mekas 的創作充滿過去的片段,在個人的回憶及歷史檔案中,他拼合出既似虛構亦是夢魘的影像創作。1922 年生於立陶宛北面的小村,Mekas 經歷國家被蘇聯入侵,繼而是納粹德軍迫近,他形容小村在戰火前後的狀況「本來是甚麼也沒有發生的地方,突然變成甚麼也在發生。」後來為了逃避戰火及獨裁的迫害,他跟弟弟避走維也納,希望在那裡修讀哲學。可惜中途已被逮著,被押至德國漢堡的勞改營,兄弟二人在營中渡過了八個月。

勞改營的生活該是充滿苦難,但在 Mekas 的日記 《I Had Nowhere To Go》中,這八個月的日子沒有那種人間地獄的描述,卻由回憶與他人故事交織而成。有一天他這樣輕描淡寫,「在路上我們看見很多獨自在途上的孩子,這個或許是十歲、十一歲吧,這是當孩子最好的時光……『有一種東西我們現在有很多,』德國人說『就是時間。時間會讓一切展露。』」

另一天他寫著,「回憶    綠色的蜥蜴在溫暖的苔蘚上」然後 Mekas 在想:假如蘇聯政府明白別人的財物、土地及生命皆不可取……那蜥蜴與苔蘚是回憶中的家鄉?還是在身處的勞改營中?是當下與回憶混雜與交纏。Mekas 在記錄歷史,也沒有記錄歷史。

如果歷史是由無數的大事組合而成,那些眾人皆知的大事,大概都是真實地發生過。那回憶呢?還有疑幻似真的夢境?應該是被抑壓既不想承認、也不願面對的歷史吧。Mekas 說他要閉上眼晴迎向未來,不管也不想知道前路是怎樣,又或者前路盡頭將通往無處。

Jonas Mekas 最後逃到美國。他的日記《I Had Nowhere To Go》今年返回記憶中的德國,在本屆的卡塞爾文獻展中展出。

喚醒那些己逝去的

Aby Warburg 德國歷史學家

人們經常說:「歷史在重演。」

我的版本是「歷史一直與我們同在。」

世界上許多事物,如人類的惡行、戰爭苦難、國家的興衰如永劫回歸般。否極泰來,世事都是一個循環,人們說:因為歷史在重演。我總會想為甚麼會循環呢?是不是過去有些東西,發生後都植在時間中並隨之而前行,因此事情像是來而復去又再來。這個想法就是歷史一直與我們同在,或者簡單地說一個文明是不會無緣無故地成形,當中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及歷史因素,這些因素都有科學佐證,但當中如文化意識及思想性等方面,彷似虛無亦無從考究。文化歷史與記憶,如何一直與我們同在,參予當下的一切?

這個問題不是我憑空想像出來,德國藝術史學家及文化研究先驅 Aby Warburg 在十九世紀時,已經滿腦子在想這個問題。他在當時藝術跟社會分家的藝術史主流中,提出一種突破的想法,就是心理、神話、記憶及意識,在藝術文化發展中有重要的角色,它們不顯而易見,也可以說不科學化,更打破歷史線性時序的等級分野,但卻是一個文明形成的基調。

記憶・已逝去的

Warburg 是書痴一名,生於十九世紀中德國漢堡,來自德國著名的銀行家族,Warburg 這個姓在漢堡甚至整個德國,也是顯赫的代號。他雖是長子但一心向學術發展,願意讓弟弟來繼承銀行業務,條件是要弟弟答允終其一生滿足他買書的需求。他畢生收集希臘、意大利、古羅馬、古印第安等各歐美地域關於藝術、文化、天文、地理的文獻、書籍、圖像及各種資料,從古希臘、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都有,然後歸類存檔。

這名書痴一生擁有的書,多至可以成立自己的圖書館。圖書館名為 Cultural Science Library of Warburg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 Warburg),原本設在漢堡,二戰爆發時遷到倫敦,單看名字大概可以猜到 Warburg 研究藝術史的方式跟當時主流不同。當大部份的藝術史學家認為藝術跟其他領域如文學、表演藝術等都沒有關係時,Warburg 把文化及人類學等資料收入自己圖書館內,在不同範疇中尋找過去的痕跡,細緻如圖像符號也是他的研究收藏對象,以人類學的角度去研究藝術史。 這個龐大的資料庫,藏有 360,000 個關於歐美、文藝復興及古典藝術項目,是 Warburg 畢生的心血,也是他的mind map 及記憶,更是一個包含十幾個世紀資料的時間囊。

記憶似是已逝去的,像被埋在墓地中的過去,但過去卻不盡然就是過去長埋黃土。人們對過去有所思念,也會懷念相關的記憶。但那相關的記憶,或者說是聯想吧,總不會是無緣無故 out of nowhere 地在腦中彈出來。Warburg 深信解讀藝術作品中的符號及圖像,不只是停留在被描繪的一瞬,畫中人的動作姿態,甚至風吹草動,是跟當時社會文化及被繪對象的心理狀態有關,而這些也不單反映作品所屬年代的狀態,也會為後世的文化發展有著意識影響。那些古羅馬、古希臘時期的經典藝術等風格及神話故事,像 inception 一樣植入後世藝術家的潛意識中。

畫布上的流動形像

Warburg 先後在意大利佛羅倫斯待過十多年,他稱自己「Born in Hamburg, Jewish by blood, Florentine in spirit」。令他對文藝復興時期藝術著迷的,是佛羅倫斯的新聖母大殿內一張Ghirlandaio 的壁畫 - 《The Birth of John the Baptist》(1486 – 1490 )。畫中描述 Elizabeth 剛誕下約翰並於床上休息,房間中有傭人及前來探望的女士,畫的右邊有一年輕女孩正如風般趨入房間中,她頭頂著水果,衣服隨風而起,因此可以知道她以輕快的步速進入房中。畫中這名年輕女子,讓 Warburg 一頭裁進文藝復興時期的研究,尤其是那個時期畫作中的如在流動的形象。

The Birth of John the Baptist, 1486-1490, Domenico Ghirlandaio

除了年輕女孩外,《The Birth of John the Baptist》中各女士均如被定鏡,畢竟是畫,當然有種把當刻定下來的功能。但只有這名年輕女孩,Ghirlandai把她身體的動作及衣服的摺紋描繪得極具動感,像流動影像。 Warburg 認為這些都能反應當下人物的心態,以至社會狀況,而這些心理細節的反映,不是在當時當刻才出現,是受遠古的符號圖像影響。那些服飾當然是受古希臘風格的影響,畫中人穿的都是古希臘時期的 Chiton,就是那種很 drapey 像飄著的連身衣服,從衣服的細節已可以找到過去的痕跡。畫中躍動的年輕女孩,其姿態像是反映文藝復興時期的解放自由風氣。這種論述在今天看來無甚特別,但想像十五及十六世紀的意大利,人們思想才剛開竅,描繪年輕女孩的躍動,她甚至是畫中唯一露出腳跟的人,那種對開放自由的嚮往躍現畫布上。

文藝復興可能年代久遠,不容易聯想當時社會狀況。但試想想幾十年前中共立國以來那些宣傳樣板藝術,如 1975 年的《工農一道喜唱豐收》,女工在歌唱,旁觀人也看似懷歡,人物雖然在唱、在笑、在揮手,但那種死板至衣飾紋理也像動也不動。「樣板」在這情況下不只是創作的類別,也同樣反映倒模社會的情況。Warburg 研究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大概也是針對藝術跟世代的關係。對他來說,視覺藝術凝結人類對周遭環境事物的反應,是最好的時代寫照。

 

工農一道喜唱豐收, 1975

 維納斯的前世今生

Warburg 研究的不單是藝術與當代的關係(這裡說的當代不是我們處於的當代,是每個時代都有所屬的當下時刻之意),他還要探求藝術品蘊含的前世符號象徵。Warburg 的博士論文是關於 Botticelli ,更集中在《The Birth of Venus》(1485) 及《Primavera》(1482),他要探問當然是在這兩幅畫中的遠古記憶(antiquity)。維納斯本已經是古羅馬神話中的女神,而兩幅畫中人物的衣飾如前所說是古希臘的 chiton,飄逸衣飾是文藝復興自由啟蒙的反映。對 《The Birth of Venus》的普遍解讀都是關於它對美的詮譯,有說那是對女性美的經典寫照。而 Warburg 更進一步探問,這種文藝復興時期的美,跟它之前的遠古有甚麼關連。畫中像在飄的衣服髮飾,是當時社會環境跟人物心理的有趣互動。

 

The Birth of Venus,1486, Sandro Botticelli

假如用 Warburg 的方法,文藝復興跟我們所處當代的關係,可以從《The Birth of Venus》在當代藝術中的潛移默化看出來。法國藝術家 ORLAN 的《Occasional Striptease》(1974 – 75),是她的行為藝術的照片紀錄,藝術家表演開始時作如聖母瑪利亞的 draperies 打扮;繼而逐漸脫下衣飾;中途更是頭髮飄揚;然後衣飾在地,她全裸站著如 《The Birth of Venus》;到最後照片中只剩下布一堆。在 ORLAN 這作品中,有趣是人物及服飾似在流動也似凝住,從中看到的不單只是文藝復興時期維納斯的形像,細心了解還有 Raphael 的《Sistine Madonna》(1512)的影子,Raphael 這幅 Madonna 也彷彿潛藏著另一幅 《Birth of Venus 》,不單是佈局,連人物、衣飾、頭髮及風向都相似,Raphael 是文藝復興黃金時期的藝術家,套用之前關於《The Birth of Venus》對女性地位的解讀,連聖母這個神聖人物的服飾,也在這個人性啟蒙的年代隨風飄動。

Sistine Madonna, 1512, Raphael Sanzio

 

Occasional Striptease, 1974-75, ORLAN

 

文藝復興時期的蛛絲馬跡,可以在七十年代 ORLAN 的作品中找到。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女權運動正在主力反對物化、反崇尚美麗。ORLAND 從那種古羅馬 chiton 服飾開始,脫光至像維納斯,到最後連物化的身體也消失,正正配合當時女權運動的宣言。整輯照片是一個過程:衣服厚墩墩的聖母,頭髮亂了的維納斯,到女性形像完全消失。任何一個階段也不可或缺,也在發生潛藏的互動作用。

遠古的今生

Warburg 的化整為微細,打散時代為主軸的藝術史學方式,跟他身處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那種用藝術家為個體,以時代來劃分的研究方式大大不同。他以圖像、符號、mind map 及潛意識去探問藝術的方法,創作了至臨終時也未完成,就是現存六十三塊拼貼壁板的《Mnemosyne Atlas》。後來的歷史學者都稱之為 Warburg 的畢生巨著,也是他的圖書館的縮影。在 《Mnemosyne Atlas》中他在不同的主題下,不按時序重組不同的圖像符號,當中包括天文、星象、藝術、文化、考古,甚至是當時的流行文化,Warburg 要看出他身處的當代跟遠古的關係,一再證明過去非常沉默無影地長埋黃土。年代過去,記憶仍在參予當下,那是 「 afterlife of antiquity」。

Mnemosyne Atlas, Aby Warburg

 

參巧書目:

Gombrich, E.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Slovin, Francesca, Obsessed by Art, Aby Warburg: His Life and His Legacy, Trans. Sartarelli, Steven, Xlibris, 2006.

Doy, Gen, Drapery: Classicism and Barbarism in Visual Culture, I.B.Tauris, 2002.

 

An encounter with the unfamiliar – Lee Mingwei

(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 年 6 月 20 日)

藝術家李明維將創作化成一場又一場與陌生的相遇及互動,他相信在不期而遇的國度裡有著真、善、美。

今屆威尼斯雙年展中,李明維讓參觀人士發掘《不期之美》。史卡帕花園的主人會帶領觀眾遊覽花園,並坐在一張椅子上靜心傾聽花園內的蟲鳴,之後花園主人會讓觀眾獨處欣賞園中美景,專注靜謐時刻。主人折返時會贈予觀眾一份禮物:一個信封。李明維在信封上註明「你可取走這份禮物,但是希望你打開這份禮物時,是下一個你遇見美的時刻。」

朋友在威尼斯雙年展中,拿到了這份禮物。之後某一天在面書的提醒下知道跟好朋友認識周年,巧合的是二人剛結伴參觀威尼斯雙年展。朋友於是打開信封,裡頭載著一個陌生人的故事: Daphne 在大學時,同學公佈父親離世的消息,當時不以為然。後來自己父親離世,才體會到面對親人離世的傷痛。之後Daphne 因為一個關於婦人求僧人為已死去的兒子重生的故事,明白生老病死是每人必經的過程,那種沉痛人皆經歷。於是失去父親那種不能承受的重,變成溫柔的力量。假如每個相遇都不是偶然,人生就似是由不同點線而成。一次的相遇引領我們方向,去尋找下一個相遇。

李維明的作品就是陌生與陌生之間的引領。他收集故事,讓聽故事的人看見美好的預示;他要出席展覽的觀眾,採摘美術館內的花,然後在離開美術館後,到達下一個目的地前,把花送給途中遇上的陌生人;他跟陌生人進餐,分享故事。參觀者及當中的陌生元素是李明維作品中的主角:「一個陌生人為另一個陌生人做一件事,這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打破了『只有藝術家是難得可貴』的規則。珍貴的不是李明維,而是陌生人的相遇、信任、溝通,不只是期待,也是一種接受與諒解。」

陌生的相遇在李明維藝術世界中只是一刻,沒有後續故事。無論那是打開信封,或者是收到陌生人贈花,那都是一瞬。他以一刻喚醒人們去好好打理人生的花園,因為花園荒廢得太久,便看不見當中的溫柔美麗。

(Translation Ian Tsang)

Lee Mingwei, an artist, has turned his creations into a series of encounters and interactions. He believes that there is truth, compassion and beauty in the realm of chance encounters.

At Venice Biennale this year, Lee invites viewers to explore “When Beauty Visits”. The host of the Carlo Scarpa garden will lead visitors on a tour during which they will sit on a chair to listen, with a quiet mind, to insects chirping in the garden. Then, the host will let them spend some time on their own to admire the beautiful views there, and to focus their mind on moments of tranquility. The host will later return with a present for each visitor — an envelope. Lee has written the followings words on the envelope: “You can take away this present, but I hope that the moment you open it will be the next moment that you meet beauty.”

A friend of mine received this present at Venice Biennale. Then one day, thanks to a Facebook reminder, he knew that it was the anniversary of his acquaintance with a good friend, together with whom, as it happened, he went to Venice Biennale. This prompted him to open the envelope, inside which is a story of a stranger: When Daphne was studying at university, a classmate announced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Daphne did not make much of it at that time. It was only later when her own father passed away that she finally experienced the pain of losing a close relative. At a later time, thanks to a story about a woman imploring a monk to revive her son from death, Daphne understood that birth, old age, illness and death are inevitable stages in life, with which came the deep grief that everyone must go through. Therefore, the unbearable burden of losing her father turned into a powder of tenderness. If every encounter is not a coincidence, then our life is made up of various dots and lines. One encounter gives us the direction to look for our next encounter.

Lee’s works act as a guide between unfamiliarities. He has collected stories so that those who listen to them can foresee beauty ahead; he has also asked visitors to his exhibition to pick some flowers in the museum and offer them to a stranger they meet on their way from the museum to the next destination; he has had meals with strangers to swap stories. Visitors and the associated element of unfamiliarity play a major role in his works: “To me, that a stranger does something for another stranger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at violates the rule that says ‘only artists are invaluable’. What is invaluable is not Lee Mingwei, but rather the encounters, the trust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rangers; it is not just anticipation but also a kind of acceptance and reconciliation.”

An encounter with the unfamiliar lasts for only a moment in Lee’s world of art, without any follow-up stories. Whether it is opening an envelope, or receiving flowers from a stranger, it lasts for only a moment. He uses one moment to inspire others to take good care of the garden of their own life because if the garden is left unattended for too long, they can no longer see the tenderness and beauty inside.

“When Beauty Visits, 2017” Image courtesy of Sam Phillips

 

If time could be kept forever – Morgan Wong

(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 年 6 月 6 日)
Translation / Ian Tsang

藝術家Morgan Wong 決定用畢生時間去把鐵柱磨成針。

如何看見時間的流逝?四季轉移、花開花落、陰晴圓缺。事物的變遷見證時間流逝 ,逝去的時光不可挽 —— 老調卻真實。Morgan 的作品試圖去表達挽回逝去的徒勞。2011 年在赴英國留學前,Morgan 受鐵杵磨針的故事啓發,這成就了他一件畢生的行為創作。詩人李白少時不願讀書,一天蹺課跑到河邊玩耍,看見老婦正在將鐵杵磨成針,李白認為這事不可能,然老婦回答:「功到自然成耳」,用功便可達成。故事談做事要有恆心,而恆心需經時間驗證。

Morgan 買了一支跟自己身高、體重一樣的鐵柱回工作室,

初時不知如何是好,獨對鐵柱,經過兩天的思考沉澱,典故成為了行為創作。Morgan 在一間畫廊內以行為藝術形式,在參觀人士面前把鐵柱磨成針。從公開表演到後來成為了個人修行鍛鍊,Morgan 後來更把過程中產生的鐵粉放進玻璃管中,是一個時間囊,也是藝術家留著逝去時間的一種方式。要將一支跟自己身高體重一樣的鐵柱磨成針,那可能要以畢生時間去完成,甚至窮一生也未能完成。Morgan希望從當中感受時間,雖然明知要挽回逝去的徒勞,鐵粉也不可能復原成鐵柱。

然而逝去是終究逝去的嗎?歷史是一去不返?時間過去是永不復還嗎?

Morgan 作品對時間的思考,讓人想起艾略特的詩歌《四個四重奏》,詩歌是一個超越時間的啟示

現在的時間和過去的時間
也許都存在於未來的時間,
而未來的時間又包容於過去的時間。
假若全部時間永遠存在
全部時間就再也都無法挽回。
過去可能存在的是一種抽象
只是在一個猜測的世界中,
保持著一種恒久的可能性。
過去可能存在和已經存在的
都指向一個始終存在的終點。
足音在記憶中回響
沿著那條我們從未走過的通道
飄向那重我們從未打開的門

- 〈焚燬的諾頓〉/《四個四重奏》

在詩中過去、現在、未來並不是線性,過去可能存在於現在,而未來是過去及現在的總和。臉上歲月的痕跡;被荒廢的建築;已忘掉但卻重現在夢中的人和事。在意識或無意識之間,過去一直與我們同在,時間是不可、亦不用挽回。

Morgan Wong, an artist, decided to devote his whole life to grinding an iron rod into a needle.

How can we see the passage of time? Changing seasons, flowers blooming and withering away, the moon waxing and waning, being dim or bright. Changing things bear witness to the passage of time, but forgone times cannot be redeemed — the same old tune but true nonetheless. Morgan’s work attempts to express the futility in reclaiming lost time. In 2011, before pursuing his studies abroad in England, Morgan was inspired by the story about an old lady grinding an iron rod into a needle, and this prompted him to create a lifelong performance art piece. When Li Bai, a Chinese poet, was little,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studying. One day, he skipped classes and went to play by the riverside, and there he saw an elderly woman trying to grind an iron rod into a needle. Li thought that it was impossible, but the woman replied, “Constant effort yields sure success.” The story is about perseverance, and it takes time for it to bear fruit.

Morgan bought an iron pole as tall and heavy as his own self and brought it back to his studio.

At first, at a loss of what to do with it, he just spent time alone with the iron rod. After two days of deep thinking, he moved on to turn a classical story into performance art. In an art gallery, Morgan chose to use the form of performance art in grinding a iron rod into a needle. What began as a public performance turned eventually into a personal training. Later on, Morgan put all the iron powder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into a glass tube. It is at once a time capsule and a way in which an artist attempts to retain the passage of time. For grinding an iron rod as tall and heavy as his own self into a needle, it might take his whole life to complete, or perhaps it might not even be sufficient. From this experience, Morgan hopes to be able to feel time itself, even though he knows fully well that it is futile to redeem lost time, and that iron powder cannot be restored into an iron pole.

However, is once lost is lost forever? Does history go only in one direction, without returning? Can bygones times never be restored?

The contemplation about time in Morgan’s piece reminds one of the poem by T.S. Eliot titled Four Quartets. Poems provide hints that surpass the passage of time.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If all time is eternally present
All time is unredeemable.
What might have been is an abstraction
Remaining a perpetual possibility
Only in a world of speculation.
What might have been and what has been
Point to one end, which is always present.
Footfalls echo in the memory
Down the passage which we did not take
Towards the door we never opened

Burnt Norton, Four Quartets, T.S. Eliot

In the po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o not form a linear line. The past can exist in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is the total sum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Traces of passing years on your face; abandoned buildings; persons and things forgotten but reappearing in your dreams.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subconsciousness, the past has always been with us. Time cannot, and needs not be redeemed.

Image courtesy of Morgan Wong; Tintype Gallery

BETWEEN ALIENATION AND FAMILIARITY – SOPHIE CALLE

(原文刊於《Obscura》網上版 2017 年 5 月 23 日)

在1980年一月的某一天,巴黎街頭,她在跟蹤一名陌生男子,數分鐘後失去男子踪影。同一天傍晚在展覽的開幕酒會中,朋友介紹她認識一名男子,那人名叫Henri B,正正是她跟縱的那人。B先生對她說要到意大利威尼斯,於是從巴黎到威尼斯,她跟著他。在威尼斯迷宮般的街道中,繼續監視B先生的行縱。

她是法國藝術家Sophie Calle,跟縱B先生計劃後來成為了她的作品 《Suite Venitienne》。《Suite Venitienne》是創作於八十年代初,她離開法國七年後,回到巴黎一切變得非常異生。Calle在自己的出生地成為異鄉人,於是她用異鄉人的視點去監視這個陌生的出生地。在威尼斯監視B先生的同時,Calle也在觀察自己。在水鄉交錯的街道上, B先生背影時而消失、時而走近,情緒也隨之失去方向。這一場的跟縱就是她個人慾望的投射,她像在戀愛,但卻不是。又或許B先生的飄忽無定比對他暸如指掌更吸引,那是一種在陌生與熟悉之間的迷失,在異鄉中找尋著甚麼的寂寞。

偷窺、發掘私密及跟蹤,都是Calle的藝術。在《Suite Venitienne》後,Calle 在威尼斯一家酒店當房務員,在每天執拾房間的過程中,Calle 翻閱客人的物件。衣服擺放位置、棄掉的垃圾等各種細節,都是她蹓躂陌生人世界時的樂趣。這個就是她後來的作品《Hotel》。Calle的藝術世界也彷彿當下的現實。我們在網絡上跟追踪別人的日常,掌握陌生人的愛惡。在滑鼠及鍵盤的滴溚間,人與人前所未有地緊密連聯繫著,卻又如此疏離。我們偷窺別人,也從不吝嗇私隱。去過那裡、吃過甚麼、跟誰在一起,統統在那數碼虛擬中展視一番。

Sophie Calle最新的作品就是分享陌生人的秘密。在紐布魯克林區的Green-Wood Cemetery 內,有一座全新的「墓碑」,是 Calle 在未來廿五年的新作。「墓碑」上刻有「Here Lie the Secrets of the Visitors of Green-Wood Cemetery」,遊人寫下不願告訴別人的秘密,然後投進這座「墓碑」內。開幕當天,Calle 親自為預先登記的遊人聆聽他們的秘密,人龍圍繞墳場一圈,是慕 Calle的名氣而來,還是人皆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都說人生無常,要把握有限去誠實告白,但誰個沒有帶著半點沒說的話走進墓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