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ha Minujín, The Parthenon of Books©Roman Maerz 008

(原文刊於《Bazaar Art Hong Kong》 2017年9月號)

阿根廷藝術家 Marta Minujin 在今屆卡塞爾文獻展的德國部份，以書複製了希臘巴特農神殿。這座豎立在卡塞爾市中心Friedrichsplatz 的 〈Parthenon of Books 〉，以十萬本從世界不同地方徵集而來的禁書組成。第二大戰前，納粹德軍曾在 Friedricsplatz燒毀當時的禁書，Minujin籍藝術對歷來在寫作及表達自由上的各種審查及打壓，作出控訴及反思。〈Parthenon of Books 〉成為今屆卡塞爾文獻展的標誌。

承載歷史文化

從〈Parthenon of Books〉可以聯想到，這個每五年一度在德國卡塞爾舉行的藝術展覽的性質，大抵跟社會、政治及歷史是密不可分。德國藝術家 Arnold Bode 在 1955 年創辦了第一屆的卡塞爾文獻展。卡塞爾是 Bode 的出生地，這個位於德國西北部的城市，傳聞曾是納粹德國製造武器的地方，在二戰後幾乎被移為平地。戰後十年在卡塞爾舉行的第一次文獻展，彷彿一座歷史紀念碑，展視並紀念著不同力量之間的角力 － 摧毀與重建；中斷與延續；自由與獨裁；大戰與冷戰。經歷大戰後在五、六十年代首幾屆的文獻展中，焦點在都重建戰後德國在經濟及社會以外的文化渴求。展出在納粹時期被認為「頹廢藝術」（Degenerate art）的現代藝術大師。畢加索、亨利摩爾、恩斯特威廉等作品都曾在文獻展中展出。

傳統美學的挑戰

直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的紛圍開始轉變。歐美各國的經濟及社會從二戰後恢復過來。科技的進步，錄像及攝影技術開始為藝術家採用，新舊創作媒介匯合。歐洲及美國在七十年代正經歷不同藝術革命：普普藝術、觀念藝術、Fluxus 運動、行為藝術、大地藝術，種種改變令藝術更緊接環境、政治及社會，卡塞爾文獻展亦跟上這種歐美大氣候。在1977 年第六屆的文獻展中，美國觀念藝術家 Walter de Maria 在石油公司的贊助下，創作了 〈The Vertical Earth Kilometer〉。他利用了油公司的鑽探技術，在 Friedrichsplatz 地面垂直鑽了一公里深，然後以黃銅注滿，地面上只看見如港幣五顆大小的圓形。De Walter 的作品存在卻看不見，挑戰了當時觀賞藝術的經驗與感受，也象徵人類以昂貴的黃銅補償消耗掉地球的珍貴資源。同屆還有維也納前衛建築團隊 Haus-Racker-Co 的〈Frame Construction〉，作品的兩個正方框具引導視覺的作用，令觀眾聚焦正方型中。有說作品的方向正是納粹德軍的武器工廠舊址。觀眾更能走進正方型中，觀賞與被觀賞在𣊬間轉換了角色。這兩件作品正好代表在七十年代翻天覆地的世界格局中，卡塞爾文獻展回應了政治、社會、甚至傳統美學上的挑戰與變格。而它們更成為文獻展的永久收藏，是卡塞爾市中心的地標。

The Vertical Earth Kilometer, Walter De Maria, 1977

與時代格局接軌

卡塞爾文獻展似是一部連載歷史，尤其是針對歐美地區。八十年代東歐變天、中東形勢變動、美國與阿拉伯國家的微妙關係等，令文獻展成為全球話題對話的場域，亦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次相遇。德國藝術家Gerhard Richter的〈Atlas〉於 1997 年的文獻展中展出，Richter 收集了四千多幅照片、插圖及繪畫等，以個人及集體記憶做成紀念碑式的創作，是一場與自己的創作、及冷戰之後歐洲歷史的對話。在上一屆的文獻展中，波蘭裔藝術家Goshka Macuga 展出了兩幅大型的黑白壁毯，第一幅描繪了一群阿富汗及西方人聚集在達魯爾阿曼宮前。達魯爾阿曼宮距離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十六公里。2012年塔利班聲稱將炸毀該宮殿，同年正是文獻展舉行的年份。另一張是參觀展覽人士與示威者聚集在卡塞爾Orangerie花園內，那裡是文獻展的場地之一。Macuga的兩幅作品描繪了西方與中東國家那種千絲萬縷的關連，而藝術在其中變成批判及警世箴言。

打破地域界限

來到2017年本屆的卡塞文獻展，回顧過去數年，財困令希臘跟跟歐洲各國的關係更複離，加上難民問題，令國界、邊境這些概念越來越模糊。策展人 Adam Szymczyk 在世界格局牽一髮動全身的狀態下，思考如個突破十三屆以來空間範圍的限制，將文獻展帶出卡塞爾的地域界限。於是今屆卡塞爾史無前例地分別於雅典及卡塞爾舉行。Szymczyk 提到歐盟國家為希臘的經濟困局伸出援手，卻令希臘失去某些管轄區的主權。而2015年在實施資金管制措施後，令希臘人在生活中失去部份自由。將文獻展放在兩個有著微妙及各種利益瓜割的地方舉行，揭示了文獻展詭局的本質。

對民主的質問

Marta Minujin以禁書複製了〈Parthenon of Books 〉，回應了納粹燒書的歷史，也隱隱地帶出以歐洲為中心的思想下，是另一種自由被壓抑著的狀態。主場館 Fridericianum 中，展出由雅典國家美術館（EMST）借出的藏品。Fridericianum 是文獻展的出生地，也是歐洲第一座公共博物館，在這裡展出 EMST 的藏品，帶有「分享」、「借」及希臘東正教中「禮物」之意，債主與借貸人身份，在藝術場域中對調了。在展出的藏品中，有不少呼應著這種對倒或錯置的概念。奧地利藝術家Oliver Ressler 的 〈What is democracy?〉是一組的錄像作品。Ressler 訪問了來自阿姆斯特丹、紐約、台北、莫斯科、柏林、華沙等十五個城市的政治評論員及社會運動人士，問著同一個問題： 「What is democracy?」Ressler 籍此帶出民主的概念，於不同的情況下有不同的解讀，會出現錯置、失效甚至意義顛倒的情況。

憑作品寄意

難民是歐洲近年無可避免，也是最敏感的議題。在 Doumenta Halle 的正中，展視著墨西哥藝術家Guillermo Galindo，用於希臘沿岸撿來的難民船殘骸造成的裝置〈Fluchtzieleuropahavarieschallkörper 2017〉 。細心觀看，裝置中有些發聲的部份，在卡塞爾展覽中開幕酒會中，Galindo 便它們當成樂器為來賓演出。以難民船殘骸為歐洲五年一度的藝術盛事作開幕演奏，當中喻意深遠。 Neue Galarie 是卡塞爾市的國家美術館，裡頭有一個 Joseph Beuys 的專屬展區，Beuys 是文獻展中的常客，市內隨處也是他1982 年的作品 〈7000 Oaks〉，就是七千棵橡樹。在專屬展區旁邊放有波蘭藝術家Piotr Uklański 的作品 〈Real Nazis〉，Uklański將納粹黨成員的照像，以 hall of fame 名人榜的形式排列出來，在最底一行其中一張便是 Joseph Beuys。Beuys 曾經是希特拉青年軍的成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參戰。Beuys 的專屬區與 〈Real Nazis〉形成了吊詭的並置。

整個Documenta 的歷史彷彿一場叩問：假如沒有藝術創作的具體化下，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會剩下甚麼？

Piotr Uklański, Real Nazis, 2017, chromogenic prints and text plate, installation view, Neue Galeri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Nils Kl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