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 年 8 月 15 日)

在柏林的最後兩天,本想去參觀Le Corbusier的Unité d’Habitation,但朋友嚷著要到 Esther Schipper 畫廊看的藝術演出,說那天是最後一場。沒有甚麼準備,也不知道要去看甚麼的表演,就這樣我跟 Ari Benjamin Meyers及 Ayumi Paul 合作的 〈Solo for Ayumi〉遇上。

Meyers 來自美國定居柏林的音樂家與作曲家。Paul 是出生於德國日本裔小提琴家,二人是多年朋友。Paul 經常寫信給 Meyers 訴說成長中、生活甚至是創作上的故事。她如何考入柏林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在柏林愛上一名男子,然後分開,七年後重遇對方已經結婚了;每次演出前都非常緊張,緊張至想暴烈地把身上華麗的演出服飾撕破;在西班牙禪修之旅遇上一對夫婦,後來對方成為她音樂旅途上的天使。

「Dear Ari, In 7th grade I almost stopped going to school entirely.  I was mostly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Dear Ari, The first man I fell in love with after arriving Berlin his name Michael, a dance who had just defected from his ballet…」

Meyers 將這些其中的十二封信譜成樂曲, Paul 挑出十二件私人物件:小童鞋子、鎖匙、學生證、演出服飾等,跟樂曲配對並在畫廊中展出。期間 Paul 更會在現場親身演奏這十二段關於自己的樂章。我事前並不個知道演出的背景故事,走入畫廊中聽到動人的小提琴聲,就這樣被吸引去看展覽。Meyers 做了不少音樂及藝術跨界的項目,嘗試以不同的形式打破音樂的界限,讓觀眾能看到音樂的結構性,閱讀當中的故事。至於Paul 除了是傳統小提演奏外,也做過不少觀念性的創作,以音樂去展現「寬恕」、「光」及跟空間的故事。

本來只是二人的通信,Meyers用音樂把文字內容變成璇律故事。Ayumi 的個人故事也籍著她的現場表演,觸動前來參觀的公眾。〈Solo for Ayumi〉打破既有的概念,讓音樂走出演奏廳,從聽覺轉換到視覺而被看見了。Meyers 曾經說過他來自演奏廳、歌劇院,在藝術界白匣子中感到無比自由。限界被除,於是來自不同背景的觀眾,在視覺及聽覺上均被觸動著。

The Boat is Leaking. The Captain Lied – Thomas Demand

(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年8月1日)

如何分辨出謊言?當虛構如此真實,而現實又那麼令人難以置信。

展覽「The Boat is Leaking. The Captain Lied.」正於意大利威尼斯的Prada Foundation中舉行。電影製作人Alexander Kluge、舞台設計師Anna Viebrock及藝術家Thomas Demand,三人的作品形成了一個關於歷史、私密、工業化及幻覺的迷樣空間。定居洛杉磯德國裔的Thomas Demand,他的攝影作品<後園>(The Backyard),記錄了種有櫻花的後園,園中有雜物及常用的燈飾。照片彷彿記錄美國尋常家庭後園的模樣。

以為照片是記錄真相,Demand的作品卻是déjà vu。

<後園>是以咭紙造成的模型,Demand的藝術都是幻覺的展示。立體三維的物件,都是真實或者是最接近真實吧。平面的照片只記錄一剎,沒有具體的前文後理,很難判是孰真孰假。Demand找來現成的圖片,以3D打印技術造成紙模型,再以攝影記錄,最後把模型毀掉。有圖不是有真相,實相也不單是立體便能呈現。吊詭的是Demand用最便宜及脆弱的物資 — 去重塑真相。

<控制室>(Control Room)是Demand於2011年的作品,他重塑並以攝影記錄了311大地震後,日本福島一號核電廠的控制室。Demand發現近年最重要的照片均非出自攝影記者鏡頭下,反而是涉及事件中的人,也許是受害人吧。在<控制室>中,仔細如天花因地震破壞的情況也看到,作品參照的正是一張由留守核電廠職員所拍的照片。天花板是一重象徵,是較接近災難真相的投射,報章或許不會以文字來描寫,沒有到過現場的人也想像不到這些細節。有人說Demand是用紙來建構歷史,當中蘊含喻意,但他本人卻指創作的初衷遠不止要指涉歷史、真相及虛幻等概念。Demand要突顯所謂的現實幾乎以光速在變化,以照片去紀錄所謂的一刻真相,到下一刻真相可能已經走樣。

在一個真相會走樣的年代,船長並沒有說謊,這一刻大家仍可以在享受航程,歌舞昇平。但下一刻,船已觸礁入水了。

The existence of the non-existence – Emily Jacir

 

 

(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 年 7 月18 日)

Emily Jacir 的藝術關注那些被消失、被遺忘的事情。

美籍巴勒斯坦裔藝術家 Emily Jacir ,把故鄉被消失的故事通過藝術呈現出來。關於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都以「衝突」概括,衝突中包含家庭、土地、歷史及各式各樣的突然消失。於2012年上一屆的卡塞爾文獻展,Jacir 將六千本藏於耶路撒冷國家猶太圖書館中,被標籤為「棄置財物」(Abandoned Property) 的書,做成作品 ex libris。這六千本書原屬於巴勒斯坦圖書館、學校、機構甚至是個人,後來被以色列據為已有並聲稱這都是被拋棄的書。

ex libris 是藏書票,前人愛在書內的首頁,寫或刻上自己的名字,以示擁有該書之意。Jacir 將這六千本被迫遺棄的書以攝影記錄下來,然後造成裝置藝術,更將當中的藏書票內容,翻譯成英語及德語在卡塞爾市中心不同地方展示。

This book belongs to its owner Fathallah Saad. He bought it with his own money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1892

To a dear friend and great research historian Omar Effendi Barghouti. A gift of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from the author Aref il Aref

擁有權都被消失,就像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卻過著難民一樣的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難民。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地區設圍牆,說是為了國土安全。這些圍牆把原本屬於巴勒斯坦的土地也分隔開起,更荒謬的是有大學、私人居所、醫院等被圍牆一分為二,於是在課室與課室、病房與病房、客廳與飯廳之間,也設有檢查站而經過的人要出示證件。自己擁有的就此被消失了。

想起了卡爾維諾的小說《不存在的武士》,書中的武士沒有實體身驅,只有盔甲一具。「不存在」並非看不見,只是「不存在」在奮力與「存在」抵抗時,往往因為無知、貧窮及習以為常,「不存在」於是落入無窮空洞中。

 

I had nowhere to go – Jonas Mekas

Adolfas Mekas, Jonas Mekas with Friends (Algirdas Landsbergis, Leonas Letas), Kassel/Mattenberg D.P. Camp (1948), gelatin silver print, 55.9 × 43.2 cm

(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年7月4日)

Jonas Mekas 在他的日記《I Had Nowhere To Go》中說了一個童話故事。故事關於一名男子,他不知道面前的路通往何方?而在路的盡頭會見到甚麼?

終於他到了路的盡頭發現「有一堆,一小堆兔糞便在路的盡頭。在回程的路上,人們總問他:『這路通往那裡?』他總會回答:『無處,這路通往無處。而在盡頭甚麼也沒有,只是一堆兔糞便。』他這樣回答他們,但沒有人相信他。待續……」

美國前衛電影教父 Jonas Mekas 的創作充滿過去的片段,在個人的回憶及歷史檔案中,他拼合出既似虛構亦是夢魘的影像創作。1922 年生於立陶宛北面的小村,Mekas 經歷國家被蘇聯入侵,繼而是納粹德軍迫近,他形容小村在戰火前後的狀況「本來是甚麼也沒有發生的地方,突然變成甚麼也在發生。」後來為了逃避戰火及獨裁的迫害,他跟弟弟避走維也納,希望在那裡修讀哲學。可惜中途已被逮著,被押至德國漢堡的勞改營,兄弟二人在營中渡過了八個月。

勞改營的生活該是充滿苦難,但在 Mekas 的日記 《I Had Nowhere To Go》中,這八個月的日子沒有那種人間地獄的描述,卻由回憶與他人故事交織而成。有一天他這樣輕描淡寫,「在路上我們看見很多獨自在途上的孩子,這個或許是十歲、十一歲吧,這是當孩子最好的時光……『有一種東西我們現在有很多,』德國人說『就是時間。時間會讓一切展露。』」

另一天他寫著,「回憶    綠色的蜥蜴在溫暖的苔蘚上」然後 Mekas 在想:假如蘇聯政府明白別人的財物、土地及生命皆不可取……那蜥蜴與苔蘚是回憶中的家鄉?還是在身處的勞改營中?是當下與回憶混雜與交纏。Mekas 在記錄歷史,也沒有記錄歷史。

如果歷史是由無數的大事組合而成,那些眾人皆知的大事,大概都是真實地發生過。那回憶呢?還有疑幻似真的夢境?應該是被抑壓既不想承認、也不願面對的歷史吧。Mekas 說他要閉上眼晴迎向未來,不管也不想知道前路是怎樣,又或者前路盡頭將通往無處。

Jonas Mekas 最後逃到美國。他的日記《I Had Nowhere To Go》今年返回記憶中的德國,在本屆的卡塞爾文獻展中展出。

喚醒那些己逝去的

Aby Warburg 德國歷史學家

人們經常說:「歷史在重演。」

我的版本是「歷史一直與我們同在。」

世界上許多事物,如人類的惡行、戰爭苦難、國家的興衰如永劫回歸般。否極泰來,世事都是一個循環,人們說:因為歷史在重演。我總會想為甚麼會循環呢?是不是過去有些東西,發生後都植在時間中並隨之而前行,因此事情像是來而復去又再來。這個想法就是歷史一直與我們同在,或者簡單地說一個文明是不會無緣無故地成形,當中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及歷史因素,這些因素都有科學佐證,但當中如文化意識及思想性等方面,彷似虛無亦無從考究。文化歷史與記憶,如何一直與我們同在,參予當下的一切?

這個問題不是我憑空想像出來,德國藝術史學家及文化研究先驅 Aby Warburg 在十九世紀時,已經滿腦子在想這個問題。他在當時藝術跟社會分家的藝術史主流中,提出一種突破的想法,就是心理、神話、記憶及意識,在藝術文化發展中有重要的角色,它們不顯而易見,也可以說不科學化,更打破歷史線性時序的等級分野,但卻是一個文明形成的基調。

記憶・已逝去的

Warburg 是書痴一名,生於十九世紀中德國漢堡,來自德國著名的銀行家族,Warburg 這個姓在漢堡甚至整個德國,也是顯赫的代號。他雖是長子但一心向學術發展,願意讓弟弟來繼承銀行業務,條件是要弟弟答允終其一生滿足他買書的需求。他畢生收集希臘、意大利、古羅馬、古印第安等各歐美地域關於藝術、文化、天文、地理的文獻、書籍、圖像及各種資料,從古希臘、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都有,然後歸類存檔。

這名書痴一生擁有的書,多至可以成立自己的圖書館。圖書館名為 Cultural Science Library of Warburg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 Warburg),原本設在漢堡,二戰爆發時遷到倫敦,單看名字大概可以猜到 Warburg 研究藝術史的方式跟當時主流不同。當大部份的藝術史學家認為藝術跟其他領域如文學、表演藝術等都沒有關係時,Warburg 把文化及人類學等資料收入自己圖書館內,在不同範疇中尋找過去的痕跡,細緻如圖像符號也是他的研究收藏對象,以人類學的角度去研究藝術史。 這個龐大的資料庫,藏有 360,000 個關於歐美、文藝復興及古典藝術項目,是 Warburg 畢生的心血,也是他的mind map 及記憶,更是一個包含十幾個世紀資料的時間囊。

記憶似是已逝去的,像被埋在墓地中的過去,但過去卻不盡然就是過去長埋黃土。人們對過去有所思念,也會懷念相關的記憶。但那相關的記憶,或者說是聯想吧,總不會是無緣無故 out of nowhere 地在腦中彈出來。Warburg 深信解讀藝術作品中的符號及圖像,不只是停留在被描繪的一瞬,畫中人的動作姿態,甚至風吹草動,是跟當時社會文化及被繪對象的心理狀態有關,而這些也不單反映作品所屬年代的狀態,也會為後世的文化發展有著意識影響。那些古羅馬、古希臘時期的經典藝術等風格及神話故事,像 inception 一樣植入後世藝術家的潛意識中。

畫布上的流動形像

Warburg 先後在意大利佛羅倫斯待過十多年,他稱自己「Born in Hamburg, Jewish by blood, Florentine in spirit」。令他對文藝復興時期藝術著迷的,是佛羅倫斯的新聖母大殿內一張Ghirlandaio 的壁畫 - 《The Birth of John the Baptist》(1486 – 1490 )。畫中描述 Elizabeth 剛誕下約翰並於床上休息,房間中有傭人及前來探望的女士,畫的右邊有一年輕女孩正如風般趨入房間中,她頭頂著水果,衣服隨風而起,因此可以知道她以輕快的步速進入房中。畫中這名年輕女子,讓 Warburg 一頭裁進文藝復興時期的研究,尤其是那個時期畫作中的如在流動的形象。

The Birth of John the Baptist, 1486-1490, Domenico Ghirlandaio

除了年輕女孩外,《The Birth of John the Baptist》中各女士均如被定鏡,畢竟是畫,當然有種把當刻定下來的功能。但只有這名年輕女孩,Ghirlandai把她身體的動作及衣服的摺紋描繪得極具動感,像流動影像。 Warburg 認為這些都能反應當下人物的心態,以至社會狀況,而這些心理細節的反映,不是在當時當刻才出現,是受遠古的符號圖像影響。那些服飾當然是受古希臘風格的影響,畫中人穿的都是古希臘時期的 Chiton,就是那種很 drapey 像飄著的連身衣服,從衣服的細節已可以找到過去的痕跡。畫中躍動的年輕女孩,其姿態像是反映文藝復興時期的解放自由風氣。這種論述在今天看來無甚特別,但想像十五及十六世紀的意大利,人們思想才剛開竅,描繪年輕女孩的躍動,她甚至是畫中唯一露出腳跟的人,那種對開放自由的嚮往躍現畫布上。

文藝復興可能年代久遠,不容易聯想當時社會狀況。但試想想幾十年前中共立國以來那些宣傳樣板藝術,如 1975 年的《工農一道喜唱豐收》,女工在歌唱,旁觀人也看似懷歡,人物雖然在唱、在笑、在揮手,但那種死板至衣飾紋理也像動也不動。「樣板」在這情況下不只是創作的類別,也同樣反映倒模社會的情況。Warburg 研究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大概也是針對藝術跟世代的關係。對他來說,視覺藝術凝結人類對周遭環境事物的反應,是最好的時代寫照。

 

工農一道喜唱豐收, 1975

 維納斯的前世今生

Warburg 研究的不單是藝術與當代的關係(這裡說的當代不是我們處於的當代,是每個時代都有所屬的當下時刻之意),他還要探求藝術品蘊含的前世符號象徵。Warburg 的博士論文是關於 Botticelli ,更集中在《The Birth of Venus》(1485) 及《Primavera》(1482),他要探問當然是在這兩幅畫中的遠古記憶(antiquity)。維納斯本已經是古羅馬神話中的女神,而兩幅畫中人物的衣飾如前所說是古希臘的 chiton,飄逸衣飾是文藝復興自由啟蒙的反映。對 《The Birth of Venus》的普遍解讀都是關於它對美的詮譯,有說那是對女性美的經典寫照。而 Warburg 更進一步探問,這種文藝復興時期的美,跟它之前的遠古有甚麼關連。畫中像在飄的衣服髮飾,是當時社會環境跟人物心理的有趣互動。

 

The Birth of Venus,1486, Sandro Botticelli

假如用 Warburg 的方法,文藝復興跟我們所處當代的關係,可以從《The Birth of Venus》在當代藝術中的潛移默化看出來。法國藝術家 ORLAN 的《Occasional Striptease》(1974 – 75),是她的行為藝術的照片紀錄,藝術家表演開始時作如聖母瑪利亞的 draperies 打扮;繼而逐漸脫下衣飾;中途更是頭髮飄揚;然後衣飾在地,她全裸站著如 《The Birth of Venus》;到最後照片中只剩下布一堆。在 ORLAN 這作品中,有趣是人物及服飾似在流動也似凝住,從中看到的不單只是文藝復興時期維納斯的形像,細心了解還有 Raphael 的《Sistine Madonna》(1512)的影子,Raphael 這幅 Madonna 也彷彿潛藏著另一幅 《Birth of Venus 》,不單是佈局,連人物、衣飾、頭髮及風向都相似,Raphael 是文藝復興黃金時期的藝術家,套用之前關於《The Birth of Venus》對女性地位的解讀,連聖母這個神聖人物的服飾,也在這個人性啟蒙的年代隨風飄動。

Sistine Madonna, 1512, Raphael Sanzio

 

Occasional Striptease, 1974-75, ORLAN

 

文藝復興時期的蛛絲馬跡,可以在七十年代 ORLAN 的作品中找到。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女權運動正在主力反對物化、反崇尚美麗。ORLAND 從那種古羅馬 chiton 服飾開始,脫光至像維納斯,到最後連物化的身體也消失,正正配合當時女權運動的宣言。整輯照片是一個過程:衣服厚墩墩的聖母,頭髮亂了的維納斯,到女性形像完全消失。任何一個階段也不可或缺,也在發生潛藏的互動作用。

遠古的今生

Warburg 的化整為微細,打散時代為主軸的藝術史學方式,跟他身處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那種用藝術家為個體,以時代來劃分的研究方式大大不同。他以圖像、符號、mind map 及潛意識去探問藝術的方法,創作了至臨終時也未完成,就是現存六十三塊拼貼壁板的《Mnemosyne Atlas》。後來的歷史學者都稱之為 Warburg 的畢生巨著,也是他的圖書館的縮影。在 《Mnemosyne Atlas》中他在不同的主題下,不按時序重組不同的圖像符號,當中包括天文、星象、藝術、文化、考古,甚至是當時的流行文化,Warburg 要看出他身處的當代跟遠古的關係,一再證明過去非常沉默無影地長埋黃土。年代過去,記憶仍在參予當下,那是 「 afterlife of antiquity」。

Mnemosyne Atlas, Aby Warburg

 

參巧書目:

Gombrich, E.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Slovin, Francesca, Obsessed by Art, Aby Warburg: His Life and His Legacy, Trans. Sartarelli, Steven, Xlibris, 2006.

Doy, Gen, Drapery: Classicism and Barbarism in Visual Culture, I.B.Tauris, 2002.

 

An encounter with the unfamiliar – Lee Mingwei

(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 年 6 月 20 日)

藝術家李明維將創作化成一場又一場與陌生的相遇及互動,他相信在不期而遇的國度裡有著真、善、美。

今屆威尼斯雙年展中,李明維讓參觀人士發掘《不期之美》。史卡帕花園的主人會帶領觀眾遊覽花園,並坐在一張椅子上靜心傾聽花園內的蟲鳴,之後花園主人會讓觀眾獨處欣賞園中美景,專注靜謐時刻。主人折返時會贈予觀眾一份禮物:一個信封。李明維在信封上註明「你可取走這份禮物,但是希望你打開這份禮物時,是下一個你遇見美的時刻。」

朋友在威尼斯雙年展中,拿到了這份禮物。之後某一天在面書的提醒下知道跟好朋友認識周年,巧合的是二人剛結伴參觀威尼斯雙年展。朋友於是打開信封,裡頭載著一個陌生人的故事: Daphne 在大學時,同學公佈父親離世的消息,當時不以為然。後來自己父親離世,才體會到面對親人離世的傷痛。之後Daphne 因為一個關於婦人求僧人為已死去的兒子重生的故事,明白生老病死是每人必經的過程,那種沉痛人皆經歷。於是失去父親那種不能承受的重,變成溫柔的力量。假如每個相遇都不是偶然,人生就似是由不同點線而成。一次的相遇引領我們方向,去尋找下一個相遇。

李維明的作品就是陌生與陌生之間的引領。他收集故事,讓聽故事的人看見美好的預示;他要出席展覽的觀眾,採摘美術館內的花,然後在離開美術館後,到達下一個目的地前,把花送給途中遇上的陌生人;他跟陌生人進餐,分享故事。參觀者及當中的陌生元素是李明維作品中的主角:「一個陌生人為另一個陌生人做一件事,這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打破了『只有藝術家是難得可貴』的規則。珍貴的不是李明維,而是陌生人的相遇、信任、溝通,不只是期待,也是一種接受與諒解。」

陌生的相遇在李明維藝術世界中只是一刻,沒有後續故事。無論那是打開信封,或者是收到陌生人贈花,那都是一瞬。他以一刻喚醒人們去好好打理人生的花園,因為花園荒廢得太久,便看不見當中的溫柔美麗。

(Translation Ian Tsang)

Lee Mingwei, an artist, has turned his creations into a series of encounters and interactions. He believes that there is truth, compassion and beauty in the realm of chance encounters.

At Venice Biennale this year, Lee invites viewers to explore “When Beauty Visits”. The host of the Carlo Scarpa garden will lead visitors on a tour during which they will sit on a chair to listen, with a quiet mind, to insects chirping in the garden. Then, the host will let them spend some time on their own to admire the beautiful views there, and to focus their mind on moments of tranquility. The host will later return with a present for each visitor — an envelope. Lee has written the followings words on the envelope: “You can take away this present, but I hope that the moment you open it will be the next moment that you meet beauty.”

A friend of mine received this present at Venice Biennale. Then one day, thanks to a Facebook reminder, he knew that it was the anniversary of his acquaintance with a good friend, together with whom, as it happened, he went to Venice Biennale. This prompted him to open the envelope, inside which is a story of a stranger: When Daphne was studying at university, a classmate announced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Daphne did not make much of it at that time. It was only later when her own father passed away that she finally experienced the pain of losing a close relative. At a later time, thanks to a story about a woman imploring a monk to revive her son from death, Daphne understood that birth, old age, illness and death are inevitable stages in life, with which came the deep grief that everyone must go through. Therefore, the unbearable burden of losing her father turned into a powder of tenderness. If every encounter is not a coincidence, then our life is made up of various dots and lines. One encounter gives us the direction to look for our next encounter.

Lee’s works act as a guide between unfamiliarities. He has collected stories so that those who listen to them can foresee beauty ahead; he has also asked visitors to his exhibition to pick some flowers in the museum and offer them to a stranger they meet on their way from the museum to the next destination; he has had meals with strangers to swap stories. Visitors and the associated element of unfamiliarity play a major role in his works: “To me, that a stranger does something for another stranger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at violates the rule that says ‘only artists are invaluable’. What is invaluable is not Lee Mingwei, but rather the encounters, the trust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rangers; it is not just anticipation but also a kind of acceptance and reconciliation.”

An encounter with the unfamiliar lasts for only a moment in Lee’s world of art, without any follow-up stories. Whether it is opening an envelope, or receiving flowers from a stranger, it lasts for only a moment. He uses one moment to inspire others to take good care of the garden of their own life because if the garden is left unattended for too long, they can no longer see the tenderness and beauty inside.

“When Beauty Visits, 2017” Image courtesy of Sam Phillips

 

If time could be kept forever – Morgan Wong

(原文刊於 Obscura Magazine 2017 年 6 月 6 日)
Translation / Ian Tsang

藝術家Morgan Wong 決定用畢生時間去把鐵柱磨成針。

如何看見時間的流逝?四季轉移、花開花落、陰晴圓缺。事物的變遷見證時間流逝 ,逝去的時光不可挽 —— 老調卻真實。Morgan 的作品試圖去表達挽回逝去的徒勞。2011 年在赴英國留學前,Morgan 受鐵杵磨針的故事啓發,這成就了他一件畢生的行為創作。詩人李白少時不願讀書,一天蹺課跑到河邊玩耍,看見老婦正在將鐵杵磨成針,李白認為這事不可能,然老婦回答:「功到自然成耳」,用功便可達成。故事談做事要有恆心,而恆心需經時間驗證。

Morgan 買了一支跟自己身高、體重一樣的鐵柱回工作室,

初時不知如何是好,獨對鐵柱,經過兩天的思考沉澱,典故成為了行為創作。Morgan 在一間畫廊內以行為藝術形式,在參觀人士面前把鐵柱磨成針。從公開表演到後來成為了個人修行鍛鍊,Morgan 後來更把過程中產生的鐵粉放進玻璃管中,是一個時間囊,也是藝術家留著逝去時間的一種方式。要將一支跟自己身高體重一樣的鐵柱磨成針,那可能要以畢生時間去完成,甚至窮一生也未能完成。Morgan希望從當中感受時間,雖然明知要挽回逝去的徒勞,鐵粉也不可能復原成鐵柱。

然而逝去是終究逝去的嗎?歷史是一去不返?時間過去是永不復還嗎?

Morgan 作品對時間的思考,讓人想起艾略特的詩歌《四個四重奏》,詩歌是一個超越時間的啟示

現在的時間和過去的時間
也許都存在於未來的時間,
而未來的時間又包容於過去的時間。
假若全部時間永遠存在
全部時間就再也都無法挽回。
過去可能存在的是一種抽象
只是在一個猜測的世界中,
保持著一種恒久的可能性。
過去可能存在和已經存在的
都指向一個始終存在的終點。
足音在記憶中回響
沿著那條我們從未走過的通道
飄向那重我們從未打開的門

- 〈焚燬的諾頓〉/《四個四重奏》

在詩中過去、現在、未來並不是線性,過去可能存在於現在,而未來是過去及現在的總和。臉上歲月的痕跡;被荒廢的建築;已忘掉但卻重現在夢中的人和事。在意識或無意識之間,過去一直與我們同在,時間是不可、亦不用挽回。

Morgan Wong, an artist, decided to devote his whole life to grinding an iron rod into a needle.

How can we see the passage of time? Changing seasons, flowers blooming and withering away, the moon waxing and waning, being dim or bright. Changing things bear witness to the passage of time, but forgone times cannot be redeemed — the same old tune but true nonetheless. Morgan’s work attempts to express the futility in reclaiming lost time. In 2011, before pursuing his studies abroad in England, Morgan was inspired by the story about an old lady grinding an iron rod into a needle, and this prompted him to create a lifelong performance art piece. When Li Bai, a Chinese poet, was little,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studying. One day, he skipped classes and went to play by the riverside, and there he saw an elderly woman trying to grind an iron rod into a needle. Li thought that it was impossible, but the woman replied, “Constant effort yields sure success.” The story is about perseverance, and it takes time for it to bear fruit.

Morgan bought an iron pole as tall and heavy as his own self and brought it back to his studio.

At first, at a loss of what to do with it, he just spent time alone with the iron rod. After two days of deep thinking, he moved on to turn a classical story into performance art. In an art gallery, Morgan chose to use the form of performance art in grinding a iron rod into a needle. What began as a public performance turned eventually into a personal training. Later on, Morgan put all the iron powder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into a glass tube. It is at once a time capsule and a way in which an artist attempts to retain the passage of time. For grinding an iron rod as tall and heavy as his own self into a needle, it might take his whole life to complete, or perhaps it might not even be sufficient. From this experience, Morgan hopes to be able to feel time itself, even though he knows fully well that it is futile to redeem lost time, and that iron powder cannot be restored into an iron pole.

However, is once lost is lost forever? Does history go only in one direction, without returning? Can bygones times never be restored?

The contemplation about time in Morgan’s piece reminds one of the poem by T.S. Eliot titled Four Quartets. Poems provide hints that surpass the passage of time.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If all time is eternally present
All time is unredeemable.
What might have been is an abstraction
Remaining a perpetual possibility
Only in a world of speculation.
What might have been and what has been
Point to one end, which is always present.
Footfalls echo in the memory
Down the passage which we did not take
Towards the door we never opened

Burnt Norton, Four Quartets, T.S. Eliot

In the po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o not form a linear line. The past can exist in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is the total sum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Traces of passing years on your face; abandoned buildings; persons and things forgotten but reappearing in your dreams.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subconsciousness, the past has always been with us. Time cannot, and needs not be redeemed.

Image courtesy of Morgan Wong; Tintype Gall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