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umenta as manifestation of humanity 

Martha Minujín, The Parthenon of Books©Roman Maerz 008

(原文刊於《Bazaar Art Hong Kong》 2017年9月號)

阿根廷藝術家 Marta Minujin 在今屆卡塞爾文獻展的德國部份,以書複製了希臘巴特農神殿。這座豎立在卡塞爾市中心Friedrichsplatz 的 〈Parthenon of Books 〉,以十萬本從世界不同地方徵集而來的禁書組成。第二大戰前,納粹德軍曾在 Friedricsplatz燒毀當時的禁書,Minujin籍藝術對歷來在寫作及表達自由上的各種審查及打壓,作出控訴及反思。〈Parthenon of Books 〉成為今屆卡塞爾文獻展的標誌。

承載歷史文化

從〈Parthenon of Books〉可以聯想到,這個每五年一度在德國卡塞爾舉行的藝術展覽的性質,大抵跟社會、政治及歷史是密不可分。德國藝術家 Arnold Bode 在 1955 年創辦了第一屆的卡塞爾文獻展。卡塞爾是 Bode 的出生地,這個位於德國西北部的城市,傳聞曾是納粹德國製造武器的地方,在二戰後幾乎被移為平地。戰後十年在卡塞爾舉行的第一次文獻展,彷彿一座歷史紀念碑,展視並紀念著不同力量之間的角力 - 摧毀與重建;中斷與延續;自由與獨裁;大戰與冷戰。經歷大戰後在五、六十年代首幾屆的文獻展中,焦點在都重建戰後德國在經濟及社會以外的文化渴求。展出在納粹時期被認為「頹廢藝術」(Degenerate art)的現代藝術大師。畢加索、亨利摩爾、恩斯特威廉等作品都曾在文獻展中展出。

傳統美學的挑戰

直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的紛圍開始轉變。歐美各國的經濟及社會從二戰後恢復過來。科技的進步,錄像及攝影技術開始為藝術家採用,新舊創作媒介匯合。歐洲及美國在七十年代正經歷不同藝術革命:普普藝術、觀念藝術、Fluxus 運動、行為藝術、大地藝術,種種改變令藝術更緊接環境、政治及社會,卡塞爾文獻展亦跟上這種歐美大氣候。在1977 年第六屆的文獻展中,美國觀念藝術家 Walter de Maria 在石油公司的贊助下,創作了 〈The Vertical Earth Kilometer〉。他利用了油公司的鑽探技術,在 Friedrichsplatz 地面垂直鑽了一公里深,然後以黃銅注滿,地面上只看見如港幣五顆大小的圓形。De Walter 的作品存在卻看不見,挑戰了當時觀賞藝術的經驗與感受,也象徵人類以昂貴的黃銅補償消耗掉地球的珍貴資源。同屆還有維也納前衛建築團隊 Haus-Racker-Co 的〈Frame Construction〉,作品的兩個正方框具引導視覺的作用,令觀眾聚焦正方型中。有說作品的方向正是納粹德軍的武器工廠舊址。觀眾更能走進正方型中,觀賞與被觀賞在𣊬間轉換了角色。這兩件作品正好代表在七十年代翻天覆地的世界格局中,卡塞爾文獻展回應了政治、社會、甚至傳統美學上的挑戰與變格。而它們更成為文獻展的永久收藏,是卡塞爾市中心的地標。

The Vertical Earth Kilometer, Walter De Maria, 1977

與時代格局接軌

卡塞爾文獻展似是一部連載歷史,尤其是針對歐美地區。八十年代東歐變天、中東形勢變動、美國與阿拉伯國家的微妙關係等,令文獻展成為全球話題對話的場域,亦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次相遇。德國藝術家Gerhard Richter的〈Atlas〉於 1997 年的文獻展中展出,Richter 收集了四千多幅照片、插圖及繪畫等,以個人及集體記憶做成紀念碑式的創作,是一場與自己的創作、及冷戰之後歐洲歷史的對話。在上一屆的文獻展中,波蘭裔藝術家Goshka Macuga 展出了兩幅大型的黑白壁毯,第一幅描繪了一群阿富汗及西方人聚集在達魯爾阿曼宮前。達魯爾阿曼宮距離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十六公里。2012年塔利班聲稱將炸毀該宮殿,同年正是文獻展舉行的年份。另一張是參觀展覽人士與示威者聚集在卡塞爾Orangerie花園內,那裡是文獻展的場地之一。Macuga的兩幅作品描繪了西方與中東國家那種千絲萬縷的關連,而藝術在其中變成批判及警世箴言。

打破地域界限

來到2017年本屆的卡塞文獻展,回顧過去數年,財困令希臘跟跟歐洲各國的關係更複離,加上難民問題,令國界、邊境這些概念越來越模糊。策展人 Adam Szymczyk 在世界格局牽一髮動全身的狀態下,思考如個突破十三屆以來空間範圍的限制,將文獻展帶出卡塞爾的地域界限。於是今屆卡塞爾史無前例地分別於雅典及卡塞爾舉行。Szymczyk 提到歐盟國家為希臘的經濟困局伸出援手,卻令希臘失去某些管轄區的主權。而2015年在實施資金管制措施後,令希臘人在生活中失去部份自由。將文獻展放在兩個有著微妙及各種利益瓜割的地方舉行,揭示了文獻展詭局的本質。

對民主的質問

Marta Minujin以禁書複製了〈Parthenon of Books 〉,回應了納粹燒書的歷史,也隱隱地帶出以歐洲為中心的思想下,是另一種自由被壓抑著的狀態。主場館 Fridericianum 中,展出由雅典國家美術館(EMST)借出的藏品。Fridericianum 是文獻展的出生地,也是歐洲第一座公共博物館,在這裡展出 EMST 的藏品,帶有「分享」、「借」及希臘東正教中「禮物」之意,債主與借貸人身份,在藝術場域中對調了。在展出的藏品中,有不少呼應著這種對倒或錯置的概念。奧地利藝術家Oliver Ressler 的 〈What is democracy?〉是一組的錄像作品。Ressler 訪問了來自阿姆斯特丹、紐約、台北、莫斯科、柏林、華沙等十五個城市的政治評論員及社會運動人士,問著同一個問題: 「What is democracy?」Ressler 籍此帶出民主的概念,於不同的情況下有不同的解讀,會出現錯置、失效甚至意義顛倒的情況。

憑作品寄意

難民是歐洲近年無可避免,也是最敏感的議題。在 Doumenta Halle 的正中,展視著墨西哥藝術家Guillermo Galindo,用於希臘沿岸撿來的難民船殘骸造成的裝置〈Fluchtzieleuropahavarieschallkörper 2017〉 。細心觀看,裝置中有些發聲的部份,在卡塞爾展覽中開幕酒會中,Galindo 便它們當成樂器為來賓演出。以難民船殘骸為歐洲五年一度的藝術盛事作開幕演奏,當中喻意深遠。 Neue Galarie 是卡塞爾市的國家美術館,裡頭有一個 Joseph Beuys 的專屬展區,Beuys 是文獻展中的常客,市內隨處也是他1982 年的作品 〈7000 Oaks〉,就是七千棵橡樹。在專屬展區旁邊放有波蘭藝術家Piotr Uklański 的作品 〈Real Nazis〉,Uklański將納粹黨成員的照像,以 hall of fame 名人榜的形式排列出來,在最底一行其中一張便是 Joseph Beuys。Beuys 曾經是希特拉青年軍的成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參戰。Beuys 的專屬區與 〈Real Nazis〉形成了吊詭的並置。

整個Documenta 的歷史彷彿一場叩問:假如沒有藝術創作的具體化下,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會剩下甚麼?

Piotr Uklański, Real Nazis, 2017, chromogenic prints and text plate, installation view, Neue Galeri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Nils Kl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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