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泡與橡樹 – Sir Michael Craig-Martin 專訪

 

(原文刊於《信報 -優雅生活》2017 年 4 月21 日 ISSUE 191)

「藝術的精髓,在於通過想像力及語言去認知事物,而所謂事物的本質是游走於相信與懷疑之間。」概念藝術家Michael Craig-Martin爵士說,藝術在於刺激觀眾的視覺想像,他作品裡的燈泡可能並非一般認知中的燈泡。在自傳式散文結集《On Being Michael Craig-Martin》中,他說自己是天生的懷疑者,通過藝術創作去驗證及挑戰傳統概念,以最簡單的概念激起弘闊的漣漪。

在訪問的尾聲,要求Michael Craig-Martin 形容Josef Albers、Marcel Duchamp及 Damien Hirst這三位影響他或被他影響的藝術家,他答:「正方型、噴泉及圓點。」

 

正方型與《Bright Idea 2016

 在半島酒店正門的噴泉, 放置了這位「英國藝術教父」的一個黃色四米高的燈泡型裝置。Craig-Martin 數年前分別在英國的 Chatsworth 及 Serpentine Gallery 創作過紅色及粉紅色的《Bright Idea》。來到香港這個全新委約版本,他選了黃色。「我嘗試以顏色去區分物件,同一個形象配上不同顏色,會有不同的涵意。半島酒店這個前庭很有趣,交通熙來攘往行人如鯽,形成一種幅動力的城市景像。選擇耀眼的黃色,令作品不會隱沒在繁忙城市中,也配合那種滿有衝勁的感覺。」顏色在 Craig-Martin 的作品中,從來都是先聲奪人。他受藝術家 Josef Albers,特別是其色彩理論所影響。Albers 認為人們對顏色的觀念與認知會隨經驗環境改變,大概就是年輕覺得鮮紅是傭俗,中年過後鮮紅可能是活力的象徵。Albers 一系列正方型繪畫,是色調及型狀認知的實驗。二人從未碰面,卻先後任校及就讀美國耶魯大學設計系。「Albers在耶魯創立關於顏色的課程,我全都有修讀,他是真正的視覺藝術家,了解如何突破既有的視覺認知。」

除了在前庭噴泉的裝置外,於半島酒店的一樓展視Craig-Martin 一系的新畫作:繽紛顏色中,有燈泡、軚盤、刷子、設計師椅子等日常事物,但全都是局部不見全貌,並只有顏色背景,這是他一貫的風格。「我從不寫生也並非籍藝術作品述事,雖然觀眾一般都愛有述事意味的藝術品,但我的作品中並沒有故事。」通過那些鮮黃、彩藍及桃紅的背景,Craig-Martin 將物件抽離日常的框架,把習以為常的內容去掉,讓物件在沒有貴賤高低之分下呈現出一致性 。「我畫過的物件很多,從名貴的演奏式鋼琴及噴射機,到不值一文的咖啡紙杯。我希望把它們的從社會價值中釋放出來,刺激觀眾想像打破有限的認知框框。」

 

 

噴泉與一棵橡樹

於是燈泡在 Craig-Martin 的作品中並不是一個燈泡。《Bright Idea 2016》並非一個立體的雕塑,在日常的認知中燈泡是三維立體的,而這個裝置是平面的縱使它是豎立著。「Bright Idea 其實並不是一個燈泡,尺寸體積上不是,也沒有照明的功能,因此這個形象跟實物並沒有關聯。這跟 《An Oak Tree》是異曲同功,那個在外型上不是我們認知中的橡樹,但我稱它做橡樹。」《An Oak Tree》是放在玻璃架上的一隻玻璃杯,是Craig-Martin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在實情、被塑造的真相、想像、相信及疑惑之間有著很多偷換的空間,而在日常中都被這些轉移概念所佔據。」Craig-Martin 把日常熟悉的物件變成不熟悉,強調藝術的意念(idea)多於形式(form),他強調這是受Marcel Duchamp 的 《Fountain》啟發。就是當一個尿兜被命名為噴泉後,那個尿兜是噴泉便成了實相。

Craig-Martin挑戰語言及視覺認知的關係,及兩者之間如何調度轉移。「我對物理性及視覺性有濃厚興趣,視覺都是物理肢體感官的一部份。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視覺藝術家,著重視覺上激發觀眾想像。我們活在一個滿載文字的世界,教育向文字世界傾斜,我想尋回視覺認知的重要性。」在他的藝術世界中,語言上是「一棵橡樹」,視覺上是玻璃架上的玻璃杯。當兩者碰在一起時,視覺的認知決定它是「一棵橡樹」。燈泡不是燈泡,玻璃架上的玻璃杯是一棵橡樹,在 Craig-Martin 的世界穿越慣常才是真相。

 

圓點與英國藝術教父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Craig-Martin 在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任教。在八十年代金匠出了一批年輕英國藝術家 (Young British Artists),他們的作品挑戰傳統概念,充滿濃厚個人反叛精神,這批年輕人就是後來著名的藝術家Damien Hirst 、Tracey Emin、Liam Gillick及Sarah Lucas。Craig-Martin曾經是他們的導師,因此被譽為「英國藝術教父」。對於那一代的藝術家也愛以顛覆日常物作為創作的方法,這位教父卻謙稱他們各具個人特色,不單是受他的影響。「我對他們的影響在於態度多於風格,就是在藝術上著重視覺認知,挑戰觀眾既有的概念想法。在不同的時代『以日常物為材料』有著那種年代的特色,不是單單我用日常物為材料,學生會受到相同的影響。簡單來說,不同年化有不同的日常物,單在形象上已經有所不同。」

教父的日常物是玻璃杯、燈泡及雨傘。Damien Hirst 及Tracey Emin的日常物是沙魚、床及圓點。Damien Hirst 的圓點畫,利用圓點批判機械化的藝術世界,將本來沒有甚麼內涵的圓點,賦予新的意義。Craig-Martin 在他的散文自傳內這樣形容 Damien Hirst「 1987年,在倫敦一間畫廊 Andy Warhol 展覽的開幕酒會上,發現為我添香檳的待應生正是 Damien Hirst,他當時仍是藝術系一年級學生,能夠在倫敦大畫廊找到一份兼職,我覺得這個人殊不簡單。」雖然圓點畫後來受到相當的劣評,Hirst 的創作也經常引來熱烈討論,但他在藝術市場的表演確是非一般,也應驗了教父當日的觀察。「對呀,藝術不就是關於觀察。」這位教父級的爵士笑道。

末世中的烏托邦 

 

(原文刊於《信報・優雅生活》2016 年 3 月)

「我的創作是一個循環,不是終結。沒有天主教或馬克思主義中的天堂概念。天主教談天堂,馬克思說歷史的終結,都是末世的。人類還沒有攪清楚世界之始,宇宙大爆炸了多少遍也未知道,何來談終結。」Anselm Kiefer

德國藝術家 Anselm Kiefer 的創作離不開歷史,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見證被盟軍炸毀的德國,他的藝術探索戰爭、過去、人間、字宙及神話,在巴黎龐比度中心的回顧展中,歷史及德國身份成為整個展覽的主幹。「歷史一直穿插在Kiefer的藝術中 ,他以近代被隱藏的德國歷史部份為切入點,德國歷史及民族性在他的作品中處處流露。Kiefer 年青時受都法國文化影響,創作中也有呼應法國作家 Jean Genet 及 Louis Ferdinand Céline,當然德國文化始終是他作品中的靈魂。」Jean-Michel Bouhours 是 Anselm Kiefer回顧展的策展人。

二戰時的納粹黨歷史,一直是德國甚至歐洲大陸的忌諱,Kiefer 用自己身體去重演這段歷史。在回顧展中,開首就是藝術家以戰爭的虛幻去呈現歷史,以探索過去來自省。1969 年 Kiefer 穿著父親的德國軍服在意大利、瑞士及法國不同地方,作出納粹德軍式敬禮,Heroic Symbol 就是包括行為、攝影及繪畫形式的系列,作品在當時受到猛烈批評,作出納粹德國或敬禮,是在國民傷口上灑鹽。Kiefer說要過有一些內在感覺一直在積累,很想把它們掏出來。如果早出生 20 年,便可以親眼目睹戰爭的狀況,那就不會對這段歷史處於一個無知的狀態。所以他只好重現當時情況,讓自己置身其中感受歷史。

時間、末世、廢墟是 Kiefer 審視歷史的創作概念。「廢墟的概念是跟納粹時期的建築有關,也受哲學及神秘主義的影響。而Kiefer在二戰時出生,每個德國戰後出生的童兒,都親歷當時頹垣敗瓦,於是廢墟成了他創意來源之一。」就是在一切被摧毀之後,才可以重新建設,對 Kiefer 來說廢墟是個新開始,有種否極泰來的意。在一系的廢墟作品內,他將納粹時期的新古典式建築,以廢墟形象呈現。這些建築物都是由希特拉鍾愛的建築師於二次大戰時設計及興建,當時更揚言納粹帝國要復興新古典主義的美學,如古希臘及羅馬般,復人類文明。最後,這些建築物當然在盟軍的炮火下變成灰燼。Kiefer 的畫如雕塑般,在顏料之外,他用灰、沙石甚至乾草去營造畫內的空間感及蒼涼,讓已化作灰燼的歷史重現。

灰燼是Kiefer 經常使用的物料。灰燼經火燃燒而成,是摧毀的象徵,燒焦的「書」是被摧毀的文化的象徵,也是他另外一個創作核心。Kiefer 一直希望成為詩人,他說過人生的道路總是把他引領到目標以外的地方,於是他為了藝術家。做不成詩人,於是每年都創作一本「書」,不為閱讀卻用以沈澱反思。回顧展中的一本燒焦「書」作,名為 Martin HeideggerHeidegger 是德國著名哲學家,二戰時跟納粹黨有密切的關係,為極權統治者寫下不少宣傳性文章,一部燒焦的Martin Heidegger,當中的喻意可堪玩味。

「除了燒焦實體書外,Kiefer 的書還會出現於畫中,如 For Paul Celan: Ash Flower,燒焦的書懸掛在上,如像哀悼已失落文化的花朵。」Paul Celan 是生於烏克蘭的猶太詩人,他的詩對 Kiefer 有重要的影響。詩歌是 Kiefer 在大海裡的浮標, 讓他可以沿著浮標在海洋中飄游而不致迷失。For Paul Celan: Ash Flower中,以燒焦的書比喻花,灰燼及花如生命中某階段的變奏,兩者放在一起,把不同的時間、空間都凝固在畫框之內。Kiefer 讀 Robert Fludd 的著作,Fludd 是十六世紀的數家及占星家,他說地球每朵花,在天上也有一顆對照的星,世上萬物就是共生共存。

Kiefer 要回顧的不只是過去,還要牢記現在及將來。德國人在思考關於希特拉的種種時,總會想到自己,不能分割不可逃避,現在就是過去的果。生於德國黑森林,森林對 Kiefer 來說有象徵意義,既是出生地也是德國歷史的起源。Kiefer 在 1980 年跟Georg Baselitz 代表德國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他的 Ways of Worldly Wisdom 系列中,以森林為背景,把不同時代的德國知識份子及歷史人物串連起來,歷史就是一環扣一環。

歷史在 Kiefer 的藝術中是灰燼、荒蕪、粗糙卻又滿有詩意,或者就如策展人Bouhours所形容「既是末日,也是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