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樂的馬勒第六交響曲-《悲劇》

 

四月底香港管弦樂團的馬勒第六交響曲-《悲劇》,是這個樂季三場馬勒的最後一場。或者因為港樂最近有不少的海外演出,在馬不停蹄的狀態下,港樂在梵志登帶領下的馬勒第六,也有點樣馬在跑 (galloping),很有勁。清脆剛勁一向都是梵志登的風格,有勁,但有點趕著甚麼似的。

先談曲目。名為《悲劇》不是馬勒的主意,是後人加上,但「悲劇」也大抵概括馬勒創作此曲前後的心情。此曲在 1906年首演,是馬勒跟艾瑪・舒特拉結婚後的第一首作品。艾瑪也一名作曲家,可是婚後馬勒要太太答允不再創作。純粹主觀猜測,對妻子才華如此忌諱的人,心理狀態應該是相當複雜。其實馬勒從來都不簡單,他野心之巨大可以在第一交響曲中看到,第一交響樂是意圖把世界的聲音也包含在內。來到第六交響曲,他多番把樂章的次序修改,首演後仍然未感滿意。之後一年即 1907年,他面對女兒死亡、跟維也納國家歌劇團的關係破裂、以及心臟毛病等問題。連串事件,直接間接為第六交響曲定調。當中第四樂章-終曲關於死亡 ,馬勒的作曲家朋友及正作伙伴華爾特(Bruno Walter)說第六交響曲以絕望及暗黑終結。

馬勒世界中的絕望及黑暗,又怎會是尋常。第六交響曲的暗黑悲慟是隨著敲擊樂而來,敲擊部份是此曲的靈魂,尤其是兩件特製的樂曲襯托出來-大木槌及牛鈴。在港樂演出當晚,我坐的位置看不見大木槌只聽見其聲音,而牛鈴放在左方的後台入口,演奏時把門打開,做成從遙遠山嶺迴盪的感覺。我的位置也看不見牛鈴,至於其聲也不像從遙遠山嶺迴盪的感覺,非常單薄,單薄至有時被其他部份蓋過。有點像兒時用空罐當鼓敲,但罐太小聲音很零碎。

第六交響曲被視為是馬勒的自傳,他要呈現的是自己內心的世界觀,像要徹底敞開心扉。首兩個樂章為整曲的命運悲慟定調,當中木管及小提琴的部份是馬勒創作給妻子的主題,這兩章分別是有活力的快板及詼諧曲。港樂在這兩章的演出正如前面所形容,像馬在跑在追趕似的。梵志登的指揮風格一向都是衝勁明朗,但這趟似乎也衝的過急了,彷彿必要盡快到達第三樂章平靜插曲的部份。尤幸經過第三章後,那種急趕情況有點改善。

都說敲擊樂部份是馬勒第六交響曲的靈魂,今季港樂敲擊部份有很出色的表現。像三場的馬勒演奏會中,敲擊樂的表現就如那特製的大木槌般,總不是在視線焦點,但聲音卻震撼縈繞。

The Four Quartets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If all time is eternally present All time is unredeemable.” -T. S. Eliot ‘The Four Quartets’

//The influence of Beethoven on Eliot’s Four Quartets is mediated by Wagner and Schopenhauer and relates fundamentally to the philosopher’s understanding of instrumental music as expressing a universalised and abstract emotion. Schopenhauer’s aesthetics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Wagner’s treatment of the idea of absolute music — a discussion which begins in his early prose writings and culminates in his essay “Beethoven” (1870). At the origin of Wagner’s thinking about absolute music is a striking metaphor: that of Beethoven as Columbus, exploring the sea of absolute music. This metaphor can be found at the heart of Four Quartets, powerfully connecting Eliot’s poem with Beethovenian music and with a Schopenhauerian aesthetics that understands this music as inhabiting a realm beyond human affect and desire.//

 

 

這是生活,不是政治

我的男神 Leonard Cohen 最新專輯,新歌 《Almost Like The Blues》,彷彿一首關於現今世界的詩歌。飢荒、戰爭、殺戮、兒童在這世上消失,活現了這個世代的種種景像。

I saw some people starving

There was murder, there was rape

Their villages were burning

They were trying to escape

I couldn’t meet their glances

I was staring at my shoes

It was acid, it was tragic

It was almost like the blues

I have to die a little

Between each murderous thought

And when I’m finished thinking

I have to die a lot

There’s torture and there’s killing

And there’s all my bad reviews

The war, the children missing

Lord, it’s almost like the blues

這讓我想起了之前在《主場藝術》的舊文一篇,就是關於 Leonard Cohen 歌曲內的社會及政治意味。他的聲音、音樂中的詩意、對人類的關懷,是無可抗拒的。

(以下的舊文部份,2014 年 6 月刊於《主場新聞》)

近日,好像又有藝人表示不懂、也不想談政治。我也不懂、亦不想,只想談生活。音樂是我生活中無可或缺的。我第一次聽到 Leonard Cohen 的歌聲,在法國籍前度的家中,那首是 《I’m Your Man》

If you want a lover,

I’ll do anything you ask me to

And if you want another kind of love,

I’ll wear a mask for you

If you want a partner, take my hand

Or if you want to strike me down in anger,

Here I stand

I’m your man

If you want a boxer,

I will step into the ring for you

And if you want a doctor,

I’ll examine every inch of you

If you want a driver, climb inside

Or if you want to take me for a ride,

You know you can

I’m your man

(I’m Your Man)

然後我像被下了魔咒般,立刻被他的聲音迷住了,他的詞像首情詩。後來對他做了些資料搜集,知道他本來是一位詩人,三十多歲才開始唱歌,他的音樂也不只於談情,更多的是關於社會、政治及人類。Cohen 在加拿大出生,是猶太人,外祖父更是猶太教的 rabbis 。這樣的背景,關心宗教、政治、社會應該是生活的一部份吧。60 年代越戰期間,英美的大學生在反戰的示威上,唱的是 Bob Dylan 及 Leonard Cohen 的歌, Cohen 的《 Story of Isaac》就被指是反越戰的歌曲。

You who build these altars now

To sacrifice these children

You must not do it anymore

A scheme is not a vision

Cohen 最關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及和解的問題,這個跟他是猶太人有很大的關係。1973的中東戰爭,Cohen 跟以色列軍隊在一起,為他們演唱。到 2009 年,他回到以色列,參予“A Concert for Reconciliation”的演出。生活就是政治,而創作靈感都來自生活,道理「一字咁淺」。1992 年出版的 《Future》專輯,被喻為充滿政治意味,其中歌曲《Democracy》,

It’s coming through a hole in the air,

from those nights in Tiananmen Square.

It’s coming from the feel

that this ain’t exactly real,

or it’s real, but it ain’t exactly there.

From the wars against disorder,

from the sirens night and day,

from the fires of the homeless,

from the ashes of the gay:

Democracy is coming to the U.S.A.

(Democracy)

民主是甚麼?民主就像從不似真實。從畫破長空而來?在很多人倒下之後而來?是真還是假。Cohen還會有躁動不安的時候,在 《First We Take Manhattan》內:

They sentenced me to twenty years of boredom

For trying to change the system from within

I’m coming now, I’m coming to reward them

First we take Manhattan, then we take Berlin

I’m guided by a signal in the heavens

I’m guided by this birthmark on my skin

I’m guided by the beauty of our weapons

First we take Manhattan, then we take Berlin

他的不安是關於甚麼?是關於制度嗎?是一些即將來臨的改變嗎?在 1993 年加拿大的《Song Talk》,Cohen 是這樣解釋的。

//I felt for sometime that the motivating energy, or the captivating energy, or the engrossing energy available to us today is the energy coming from the extremes.//

然後來到《Anthem》,歌詞像是關於人類的控訴、失望、在追求完美中的失望。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

You can add up the parts but you won’t have the sum

You can strike up the march, there is no drum

Every heart, every heart to love will come

but like a refugee.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There is a crack,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Anthem》,這版本我每次聽,每次見暈)

 

對,總有一道裂縫,然後光就從那裡滲進來。

我有投票,你有沒有?我不愛政治,但這是關於我們更美好的末來。

亞歷山大.薩洛(Alexander Tharaud)的電影即興曲

(原文刊於 2014 年 6 月號《三角志》)

alexandre-tharaud-les-violons-du-roy_d_jpg_720x405_crop_upscale_q95

「我的啟蒙鋼琴老師,她近年已經要使用輪椅了,這跟電影中的情節相似,讓我非常難過。」亞歷山大.薩洛 (Alexander Tharaud)

 薩洛在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的電影《愛‧慕》(Amour)中,飾演退休鋼琴老師的學生,就是電影開首,在台上演奏舒伯特【即興曲作品 90 】的那位。現實生活中,現年四十五歲的薩洛是法國受歡迎的鋼琴家,電影中就是飾演自己。 「四歲時第一次上鋼琴課,我被帶到一所古老的住所,在那裡見到一位美麗、優雅的老師,她非常友善親切。當她把我的小手放在琴鍵上的那一剎,便知道這是我的終生所愛。她是我的啟蒙老師。近年她健康已大不如前,要使用輪椅了。」

 

事情總像冥冥中有主宰,鋼琴原來不是薩洛的個人選擇。爸爸是位男中音手,媽媽是專業舞蹈員,祖父母是小提琴家,薩洛的父母沒有要兒子繼承自己的專業,卻為他選了鋼琴。在今年的「法國五月」,他演出了一場鋼琴獨奏會, 這是他首次在香港舉行獨奏會,幾年前曾跟香港小交響樂團合奏演出。今次選曲都是一般觀眾耳熟能詳,如莫扎特的【土耳其鋼琴奏鳴曲 K331】、蕭邦的【 升 C 小調夜曲】、 舒伯特的【即興曲作品 90】。舒伯特在薩洛手中非常細膩,畢竟在電影中已經彈了無數次。當晚最有驚喜的是拉威爾的【鏡】選段,拉威爾的印象主義音樂風格,擅長表現各種事物的內涵意義,好像用音樂把之具體呈現觀眾眼前。法國作曲家的作品,由薩洛這位法國鋼琴家演譯,好像份外和弦,選段中的鳥、海上小舟、小丑,彷彿活現眼前。

 

薩洛表示,為一場兩小時獨奏會作準備,要每天勤力練習,但他家中並沒有鋼琴。「十五年前,我做了一件很多鋼琴家也認為是瘋狂的事,就是把家中鋼琴賣掉,要練習便到朋友家裡,或者其他地方。因為我發現若在家設鋼琴,我不會專注在音樂上,只會即興地彈奏,像玩遊戲一樣,完全不會練習。所以我把鋼琴賣掉,有需要便到別處,專心地練習。」

 

去年十月,薩洛發表了 “Le Bœuf sur le toit” 大碟,為紀念曾在巴黎不同的卡巴萊(cabaret)場地而製作,包括了爵士樂及法國香頌(chanson)。另外,也是向作曲家如喬治.蓋希文(George Gershwin)、拉威爾(Mauric Ravel)及科爾.波特(Cole Porter)致敬。「我祖父是位古典音樂小提琴家,但他也會為默片或爵士音樂會演奏,在 30 年代,曾跟很多香頌歌手合作。對他來說音樂是沒有分家,只有一個音樂的大同世界。雖然我不是一位爵士樂手,個人也較愛古典音樂,但自少在他的薰陶下,也聽了不少爵士及香頌。對我來說能跟其他樂手合作、演譯不同類型的音樂,是個很難得的學習機會。」

 

推出接近三十張大碟,演譯巴赫、蕭邦、拉莫的作品,當中包括《愛‧慕》的原聲大碟,這個是米高.漢尼卡第一次為自己電影,現場錄製配樂,由薩洛演奏。之前《鋼琴教師》的配樂也用舒伯特,但那次是用現成的音樂。問薩洛喜歡製作自己的大碟,還是電影原聲大碟。他哈哈地笑了 「我喜愛錄製自己的大碟,因為那是我的演譯,演奏快些、慢些、溫暖點、激昂點...所有事情都由我決定。但在《愛.慕》的原聲大碟內,因為米高.漢尼卡也在錄音室內,而這是他的電影,所以由他去決定如個演譯。這個於我是有點難度,但我對自己說:漢尼卡是電影大師,而他也懂音樂,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但當然,我是較喜歡做自己的大碟。」

 

究竟薩洛是如何遇上電影大師呢?「我不知道。」他笑著「就是有一天我被著去試鏡,因為漢尼卡要找一位懂彈鋼琴的人,去飾演電影內的學生。他不要在電影內扮作彈琴,那是很糟糕的,他要真正的鋼琴家。就是這樣,我被選上了。」「電影在 65 屆康城電影節首映時,那是我第一次出席影展,第一次看電影完成版本。我坐在左邊的是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t)、右邊是米高.漢尼卡,以及尚路易.坦帝尼昂 (Jean-Louis Trintignant),前面是大導演波蘭斯基。當時感覺很奇特,那銀幕很巨大,我想有應該有 50 米,然後我看見自己一張臉,很大很大的臉。那是一個很獨特,又有很壓力的經驗。」

 

電影始終不是薩洛的強項,處女下海在《愛.慕》中演出後,並沒有打算展開演戲生涯。「有很多出色的演員,而我真的不懂演戲,幸好那趟是飾演一位鋼琴家,基本上是做自己,才勉強過關。始終,音樂才是我的至愛。」雖說沒有打算從影,但他音樂又再次在電影中出現。在暢銷情色小說《格雷的五十道陰影》(Fifty Shades of Grey)的電影版中,便用了薩洛的大碟“Le Bœuf sur le toit”部份曲目作配樂。

 

「我沒有看過那小說。」薩洛笑道。

 

 

第 N 次的最觸動人心

Marc-André Hamelin 鋼琴家

Marc-André Hamelin 鋼琴家

 

臭味相投這回事,很難用文字去解釋,但其實又很簡單。就是你跟某人特別投契,對方的喜惡會直接或間接影響你,程度至嚴重時,對方放個屁,你也認為是芬芳無比的。我沒有離題,這篇是關於最觸動我的藝術作品。是最觸動的,箇中必有故事,現在先說故事。

我跟他是臭味相投,起碼在欣賞藝術上有相似的品味,或者正確地說是他影響了我。他愛日本版畫、愛印象派、愛讀 Robert Hughes 的評論、愛東南亞藝術、愛豐子愷的作品,這些我也喜愛。甚至我跟他也同樣愛喝 Antinori 紅酒,貪它平靚正。跟他提過,我喜愛鋼琴家 Marc-André Hamelin 的演奏,那種如水般的演奏,但奈何在香港各大唱片店,也找不到他的 CD ,而我是那種聽音樂要聽 CD,看書要看實體書的女人。 然後有一次,忘記了因何他惹怒我,然後我發誓,以後也不理啋他。當晚他傳來電郵,附加一個很大很大的檔案,千叮萬囑我一定要花點耐性完成下載。傳來的是 Hamelin 12 Études 大碟內的全部音樂作品,其中第七首 Études No.7,每次聽每次也想起他。

 

(Études No.7, left hand,  full version)

Hamelin 12 Études 內十二首音樂,全是他在不同時期的創作, Études No.7 靈感來柴可夫司基的 Lullaby Op 16, 而 Études No.7 是一首為左手演奏而創作的樂曲,Hamelin 一方面向大師致敬,另一方面希望挑戰創作及單手演奏的難度。事實上,Hamelin 是以他圓熟的鋼琴演奏技巧而著名,他不是那種舞台誇張演奏風格 (試想想郎朗),甚至他曾說若在演奏會上,觀眾焦點只在他,而不在樂章上,是令人很傷心的。當演釋其他作曲家樂章時,他有望自己像觀眾一樣,能從演奏中感受作曲家的心情,並非由演奏家去隨自己心意去演釋。對 Hamelin 而言,一場完美演奏會是要不經意的,由心出發的。

我第一次愛上 Hamelin ,是偶然在網上發現了他演奏 Liszt 的 Hungarian Rhapsody No.2,我不是專業樂評人,我只能說這個 Liszt 的 Hungarian Rhapsody No.2 ,那種優雅的澎湃 (我知道澎湃是很難優雅的,但實在辭窮),深深地打進我的心坎。Hamelin 擅長演奏那些冷門的樂曲,特別是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那些對鋼琴音樂發展很重要,但不為很多當代普遍古典樂迷認識的作曲家,如 Charles-Valentin Alkan、 Leo Ornstein 及 Nikolai Roslavets 的作品

 

( Hamelin 的 Liszt ﹣Hungarian Rhapsody No.2)

或許最觸動人心的藝術,從來都是不能刻意經營,只有從心感受,是非理性的。就像你問去小孩子為甚麼喜歡愛卡通一樣,答案就是喜歡。

決定寫這篇文的時候,把 Hamelin 的法文訪問傳給他,並問:還記得這位鋼琴家嗎?還記得這個樂曲嗎?訪問背景音樂正是 Hamelin 的 Études No.7,Hamelin 談的也正正是那個從心出發觸動人心的演奏哲學。

 

// 他回覆:我記得。為甚麼?

我答:沒甚麼,只是在懷緬過去。

他說:我知道,我喜歡你懷緬過去。//

 

然後我對自己說了第 N 次:以後不要理啋他。

(Hamelin 的法文訪問)

音樂是沒有界限的、美麗的、能感動人心的 ﹣ 梵志登

(原文刊於《三角志》2013 年 9 月號)

香港管弦樂團指揮及藝術總監梵志登 (Jaap Van Zweden)

香港管弦樂團指揮及藝術總監梵志登 (Jaap Van Zweden)

「音樂是沒有界限的、美麗的、能感動人心的。」梵志登 (Jaap Van Zweden)

這是梵志登在香港管弦樂團的第二個樂季,亦是樂團的四十週年。跟梵志登有過數面之緣,知道大師對音樂演奏有非常高的紀律要求,排練時很認真、很嚴格,是指揮台上的巨人。訪問在港樂揭幕樂季音樂會前進行,大師在前一天抵步,還在適應時差。我以「 樂季揭幕音樂會:帝皇與新世界 」中兩位作曲家貝多芬及德伏扎克打開話匣子,他立即精神抖擻起來。

「這個選曲讓我非常興奮,第五鋼琴協奏曲:帝皇,可能是貝多芬最好的鋼琴協奏曲。而第九交響曲:新世界,可能是德伏扎克最好的交響曲。」梵志登說。

看見這個開季音樂會的曲目,不禁令人聯想「帝皇」跟「新世界」,正是梵志登帶領港樂在四十週年的一個任務 (Mission) ﹣ 一個充滿力量的新世界。貝多芬第五鋼琴協奏曲「帝皇」是作曲家最後的一首鋼琴協奏曲作品,當時貝多芬居於維也納,面對拿破崙入侵,及自己的嚴重聽障問題。「那個時候的貝多芬性脾氣非常古怪,常常被房東趕走,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卻完成了這首帝皇鋼琴協奏曲,是一首充滿力量,卻非常和諧的曲見,像是他在困難情況下的一種啟發。」一談作曲家的故事,梵志登眼裡像發光一樣。「至於德伏扎克的第九交響曲,對我來說是一個精神上的旅程,裡頭充滿美國土著及非洲音樂原素,就是一個音樂無疆界的新世界。」

梵志登自上季執掌香港管弦樂團後,節目選曲是非常進取,去季的馬勒一、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九時音樂會等等,為樂團帶來不同挑戰。 二月時,帶朋友去聽梵志登跟香港管弦樂團的馬勒第一交響曲,友人是管弦樂的門外漢,聽罷後首個反應是:「嘩!好好聽!」馬勒的第一交響曲被冠以「巨人」,對指揮及樂團來說,是一項艱巨的挑戰,而對眾觀更不是易入口的曲目。朋友的反應或多或少證明了,在梵志登這位指揮巨匠的帶領下, 連不懂管弦樂的朋友第一次聽大師指揮的馬勒一,也被便被深深的打動。

今季節目選曲,更充份表現梵志登喜愛挑戰,追求卓越的風格,從帝皇與新世界、馬勒第四交響曲、巴赫的馬太受難曲,到蕭斯達高維契第五交響曲。由浪漫主義、巴洛克、波希米亞的曲目也有。「挑戰總有兩面,可以是好或壞。我相信紀律能帶來自由,若非常有紀律的地排練,在演出是便不用顧慮如何演奏,便能徐徐地奏出音樂,這是我所指的自由。能夠駕馭技巧,然後演奏,這是基本的兩個步驟。然要再把自已準備得最好,便會有超水準的演出。」這位現時最炙手可熱的指揮家,同時是達拉斯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以及皇家法蘭德斯愛樂樂團的總指揮,亦為不同著名樂團任客席指揮,五月更是他首次與柏林愛樂樂團演出。時間表排的得滿滿,所以梵志登相信只有以嚴謹紀律,才能面對挑戰,而他承認今季將為港樂帶來很多的挑戰。

「巴赫的馬太受難曲,我想是最接近神的一首樂曲,巴赫的音樂有種潔淨靈魂的作用。有些音樂中的情感來而又去,但巴赫中的情感是歷久常在。而蕭斯達高維契作品,能讓人體味蘇聯音樂的傳統。對港樂而言,演奏巴赫跟蕭斯達高維契的作品,所用的感情、風格是截然不同 ,這是港樂及我在未來的重要任務及挑戰,就是令樂團能駕馭不同作曲家的風格,演奏打動人心。」梵志登說

巴赫的馬太受難曲,是關於耶穌被釘十字架,以及前前後後的事件及故事,是一首龐大及哀怨的樂曲,就算沒有宗教信仰,亦會被打動,而巴赫作品一向被視為洗滌心靈之選。還記得在美國電視劇《法妻》(The Good Wife)內有這樣的情節,罪大惡極的富翁,他跟辯護律師會面,討論如何甩身時,一定要邊開會邊聽巴赫的樂曲。就是最壞的人也能被巴赫打動。

至於蕭斯達高維契,這位蘇聯作曲家受不同大師影響,包括 斯特拉文斯基、馬勒等,風格的複雜及多樣化。第五交響曲是在《莫桑斯克的馬克白夫人》之後,讓他“從地獄返回人間”的作品。《莫桑斯克的馬克白夫人》被評得體無完膚,過於複雜及深奧,但在蘇聯國內,卻被認為是最有建設性,最政治正確的作品,史太林更盛讚為「蘇聯真正的傑作」。

風格南轅北轍的作曲家,被梵志登大膽地放在本樂季的節目中,令我進一步相信,這位十九歲時已經是荷蘭皇家音樂廳樂團團長的大師,在音樂上是不斷超越自己。而他更認為提升港樂成為世界級樂團,挑戰難度是必須的。

「每件事也關乎我們的力量及演奏的水準。港樂最好的公關策略是樂團能表現出世界頂尖的水準,準備功夫是重中之重,然後是在演水時發揮最好的水準,才能觸動觀眾。今季我還會帶領樂團到台灣及內地巡迴演出,這是我第一次到這兩個地方,要成為國際級的樂團,便要走出去面向世界。而巡迴演出更能夠把港樂團結成像一個音樂家庭,因為在路上大家朝夕相對,這也很重要。 」

談到大師的真正家庭,梵志登太太也是藝術家,二人育有一女三子,其中兒子 Bernard 患有自閉症,到七歲時也不懂說話,二人用音樂去引導他開口說話。

「我們發現他對音樂有反應,太太於是跟他一起唱歌,到中段時會故意唱漏一個字,Bernard 會因此而非常懊腦,我們跟他說:若要音樂繼續,他要開口唱出那個字。如是者,從說一個字開始,到兩個字,到三個字,到能唱出整首歌。」

在 1997 年,梵志登與太太成立了 Papageno Foundation, 用音樂治療去幫助自閉症兒童。「音樂跟語言,其實那個先出現呢?我見過很多孩子,他們不懂說話,但一聽見音樂,或者只是簡單的敲擊樂器的聲音,也會有反應。或許在音樂方面的成就,令我有能力去幫助這些小孩。但這些小孩其實不斷在提醒我在名與利的商業世界,有些東西是美麗動人,音樂是美麗動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