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 Harper’s Bazaar Art HK 2016 年 9 號)

在新 Tate Modern 的開幕當天，策展人 Andrea Lissoni 在訪問中不斷強調變換性（transformative）是廿一世紀當代博物館必具的特質。藝術既具歷史性，也能佇站在快速流逝的數碼世界中。藝術的表現是多面性，於同環境中也能引起共鳴。Tate Modern Switch House以原始水泥的灰色為主，保留了這座前身為發電廠的工業特色，而灰色更是黑白之間顏色，象徵不受框架的約束。因此廿一世紀博物館不只在科技應用上的發展，而是一種多變的可能性。

「新建成的部份是灰色，水泥的原色被完全保留。灰在黑與白之間。白立方（white cube）是藝術展覽最常見的空間，而黑盒 （black box）需要影像投射其中，灰色是在兩者之間，就像 Tate Modern 這個新空間是具變換性，不受限制，把分隔的事物連接起來。Tate Modern 是一座當代博物館，但在 Switch House 內，也會展示六十年代或之前被視為現代藝術（modern art）的作品。」新大樓 － Switch House 本身就是一種從舊到新的變換。 樓高十層Switch House 仍然是由設計原有大樓 Boiler House 的建築師事務所Herzog & de Meuron操刀。在 2000 年開幕的 Boiler House 本是發電廠，設計的概念就是將發電廠原有的特質表現出來，再結合藝術，Tate Modern 的長煙囪外觀從此成為倫敦南岸的標誌 。新建的Switch House 是在原有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多樣性。新舊大樓連接，參觀人士從原有的 Turbine Hall 便能走進新大樓的 The Tank地庫層。

The Tank 是原有發電廠的儲油庫，新大樓便是興建在這個借日儲油庫之上。The Tank包括兩個流動影像、錄像裝置、參予及介入式的藝術及現場藝術（live art）的空間，而廿一世紀博物館的概念就是從這個空間開始。「觀眾進入 Tate Modern 首先踏足的就是 Turbine Hall, 而 The Tank 跟 Turbine Hall 連接形成一個類似廣場的公共空間，主要是表演藝術及流動影像場地，這空間具親密性，能夠讓觀眾投入並參予在藝術當中。例如在其中一個 Tank Room 在展出 了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的幾組錄像，我們在房中鋪了地毯更放了枕頭及墊子，讓觀眾可以坐著甚至躺下來欣賞作品，觀眾的經驗成為這個空間的一部份，不同的觀眾有不一樣的體會。廿一世紀博物館就是能讓觀眾成為藝術論述的一部份。」

Primitive (2009) 是泰國電影導演及藝術家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一共九組作品的錄影裝置。九部電影都是在泰國北部邊境小鎮 Nabua ，關於那裡的鬼故事 。Nabua 在歷史上民族衝突發生之地，那裡又流傳著這樣的故事：寡婦的鬼魂在鎮上引誘男性。在 Weerasethakul 的影片中，小鎮變成被引誘的其中一名男子，他是共產農民的後代，這個變換將記憶與新時代交織在一塊稻米田上。「Weerasethakul他在泰國出生現居紐約，但對家鄉仍非常關注，尤那裡的社群，Primitive 除了是關於泰北小鎮的故事外，當中包括了藝術上的當代性，若細心留意，在作品中會發現 Weerasethakul 受著Andy Warhol的影響。這就是我一直強調藝術的多重性及變換性。」在The Tank 除了錄像裝置，還有live art，跟表演藝術相似，但 live art 在演出這個層面上還有更深的意義。

Tarek Atoui 的 The Reverse ，Atoui 在柏林附近達萊姆的一座博物館的儲物室內，發現了好幾件古老的樂器，於是聯同兩個作曲家創作了以即興為主調的樂曲，以古老樂器演奏並做了聲音記錄。後來 Atoui 更複製了古老樂器，樂器成為了藝術品，他們的演出便是聲音雕塑，每次的演出更會製成為檔案記錄。歷史便在這個多層次的創作中被重新演譯。「無論在過往或者是新世紀，我們最關注的都是歷史，這裡的作品都具歷史性。不是說它們都是硬生生地談歷史或者是反思歷史，但這些作品都是帶著歷史精神。Atuoi的作品是聲音藝術、是表演也是樂器的保存。是一次對藝術、歷史與人類關係再演練。其實，在有形無形當中，人類都跟過去相連著。」

新 Tate Modern 的策展方向，有別於原有 Boiler House 以藝術家或者藝術史時序為原則，而是以藝術的表演手法為框架。地庫層的 The Tank 是表演及錄像，然後是建築及物像（Object）、演出及參予式藝術（主要包括裝置與雕塑）、Living Cities及 Artist Room: Louise Bougeois。當中最有趣以城市作為類別，展示了黎巴嫩藝術家Marwan Rechmaoui 的 Beirut Caoutchouc － 一張大型黑膠貝魯特地圖。芬蘭攝影師Sirkka-Liisa Konttinen 的 Byker 1961- 89，是她自 1969 年開始，見證了在英格蘭北部紐卡素中的小城市 Byker ，如何在被都市化吞噬。

「要談歷史性，城市是最好的比喻。在歷史當中的變換性、互動及不穩定性，在城市中也有相似的特質。在當代藝術進程中，巴黎、紐約、倫敦及莫斯科等城市已經獲得足夠的關注，新世紀會看見城市如曼谷、墨西哥城、委內瑞拉及里約熱內盧展現出當代性。在演出及參予式藝術部份中，展出巴西藝術家Hélio Oiticica 的 Tropicália, Penetrables PN2 ‘Purity is a Myth’ and PN3 ‘Imagetical’ 。」作品是巴西貧民區的微縮版，裝置中包含了由巴西運來的植物、泥土及鸚鵡，在博物館內重塑熱帶感覺。Oiticica 指觀眾可以入侵作品，入侵的意思就是物理性的進入，這種入侵也是藝術家控訴巴西的當代性被歐洲式演譯所騎劫。」

一座當代博物館會改變一個城市的空間及歷史，因此新興城市都趕忙著興建該城的當代美術館。Tate 主席 Nicholas Serota 在開幕致辭上說他們要建的不是一座地標式的建築，而是建一座能真正連系社區、觀眾的博物館。關於社區跟博物館的關係，跟新 Tate Modern 差不多同時間重開的三藩市現代藝術館跟周邊社區互動，是從反感到驕傲。 2013 年閉館配合新翼的興建工程，新三藩市現代藝術剛於五月重開。新大樓由挪威建築事務所Snøhetta 設計，靈感來自灣區的海與霧，新大樓的面積是紅磚舊大樓的三倍，兩幢建築相通。舊大樓在三十年代興建時，區內居民反對聲音非常強烈。但廿一世紀新大樓成為了美國最大的現代藝術館，比紐約的當代美術館還要大，令這個西岸城市的居民引以自豪。

跟新Tate Modern相似，三藩市現代藝術館的地面層是敞大的公共空間，擺放了 Richard Serra 的大型雕塑。美國藝術家如Jackson Pollock、Agnes Martin、Jasper Johns 及Ellsworth Kelly是新館的焦點，大部份的展品都是美國已故商人亦是Gap 的創辦人Donald Fisher 的收藏。被形容是新三藩市現代藝術館寶藏的卻是攝影藝術的收藏，館內的Pritzker Center for Photography 展出 一萬七千多幅攝影作品， 。Michael Jang 的 Golden Gate Bridge Fiftieth Anniversary（1987）、Imogen Cunningham 的Mills College Amphitheatre（1920）、Timothy H O’Sullivan 的 Cañon de Chelle （1870-1874）、Stephen Shore 的 Marke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1974）等作品，是美國最大的攝影檔案，萬多幅的作品拼湊成美國西岸的歷史。也是藝術史上大少見大規模式將攝影與傳統的 fine art在博物館內並列。

當我們談廿一世紀博物館時，總會想起新媒體藝術，或者是科技如何提升在觀眾參觀時欣賞程度。Tate Modern 及新三藩市現代藝術館寶藏卻著眼在藝術當中的變換性 （transformative）和歷史精神，眼光及野視說明了它們為何是世界級的博物館。